西汉时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意见，推行“罢黝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为儒学在两汉时期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其地位也随着尊孔崇儒思想的推进逐渐升高。刘邦曾以太牢之礼祭祀孔子。按古制，只有祭祀天帝、五帝、日月等大祀才用太牢之礼，从此孔庙祭祀受到了后继之君的重视。祭孔制度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的完善。
东汉时期，对孔子的祭祀日益正规化与规模化。山东省曲阜孔庙碑林现存三件汉碑，《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史碑》、《鲁相韩救造孔庙礼器碑》、《史晨碑》合称“孔庙三碑”，三碑的内容，实际上反映了东汉时期孔子祭祀的重视以及对孔子及儒家学说的大力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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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史碑》立于桓帝永兴元年，碑文记载了前鲁相乙瑛请求设置一名秩为百石的守庙卒史、并规定孔庙祭祀以春秋窖礼，且费用开支由国家财政负担，随后司徒吴雄、司空赵戒将乙瑛之请转奏于桓帝。桓帝批复同意，制曰可，命令时任鲁相平负责选拔卒史、并由曲阜令鲍叠负责建造吏舍。
《鲁相韩救造孔庙礼器碑})立于桓帝永寿二年，碑文详细记载了鲁相韩救免除孔子母亲一族颜氏后裔和孔子妻族并官氏后代的摇役负担，并为孔庙添置钟、瑟、鼓、洗等祭祀礼器以及修饰孔宅、孔庙等事。
《史晨前碑》立于灵帝建宁元年，碑文记载了鲁相史晨向天子所做的述职报告，即他在元年到鲁赴任后如何礼遇孔子宅、祠孔子庙，规定用公家粮食进行孔庙春秋行礼的奏碟
《史晨后碑》记述了鲁相史晨在孔庙祭孔之后的情形，行礼后，又命人修葺孔子宅庙墙垣、种梓、守家等尊崇孔子的活动。
在西汉时期，汉元帝封孔子后代孔霸为褒成侯，《汉书·孔光传》记载:“元帝即位，征霸，以师赐爵关内侯，食邑八百户，号褒成君，给事中，加赐黄金二百斤，第一区，徙名数于长安。”[37颜师古注曰:“名数，户籍也。”按照规定，褒成侯仅在四时祭祀孔子，事毕即回国都长安。至于看守孔庙，保管礼器则不在褒成侯的职权范围之内了。《史晨碑》:“虽有褒成世享之封，四时来祭，毕，即归国。
《乙瑛碑》记载前鲁相乙瑛请求设置守庙卒史、并规定孔庙以春秋窖礼。《礼器碑》记载鲁相韩救为孔庙添置礼器，两碑记载仅隔三年，可见其祭祀之频繁，新造礼器包括奏乐用的器具，盛祭祀酒、肉、水所用容器，朝客所用车辆。此外，韩救还进行了修饰宅庙，重新制作车辆，疏通河道等一系列措施。
“君于是造立礼器，乐之音符，钟罄瑟鼓，雷洗筋触，爵鹿祖桓，篷枝禁壶，修饰宅庙，更作二舆，朝车威熹。宣抒玄汗，以注水流·~…修造礼乐，胡荤器用，存古旧宇。殷勤宅庙，朝车威熹。出诚造更，漆不水解，工不争贾，深除玄汗，水通四注。礼器升堂，天雨降。
西汉时期，孔子祭祀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汉高祖刘邦曾以“太牢”之礼祭祀孔子，开启了帝王祭祀孔子的先河。至此之后，汉代帝王祭祀孔子逐渐成为定制，并且祭祀的形式与内容逐渐完善。汉元帝时期，孔子的后代孔霸被封为褒成侯，赐其食邑，让其按时去曲阜祭祀孔子。东汉时期，汉明帝规定中央太学和地方学校必须祭祀孔子，使祭祀孔子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推广。孔子的地位在两汉时期受到极大推崇，从中央到地方都兴起了祭祀孔子的热潮。在这种大背景下，历任的鲁相通过不时上请，朝廷通过拨款和设置官吏进行修缮和管理孔庙，进而使得孔子祭祀的规模和地位都获得了极大的提升。关于孔庙祭祀的礼仪，《史晨碑》中有相关记载。
《史晨碑》:“臣以建宁元年到官，行秋飨，饮酒畔宫，毕，复礼孔子宅，拜渴神坐，仰瞻攘摘，俯视几筵，灵所凭依，肃肃犹存。而无公出酒脯之祠，臣即自以奉钱，修上案食酸具，以叙小节，不敢空渴。”
《史晨后碑》:“相河南史君讳晨字伯时，从越骑校尉拜。建宁元年四月十一日戊子到官，乃以令日拜渴孔子，望见l周观，式路虔聪，既至升堂，屏气拜手。抵肃屑俊，仿佛若在。依依旧宅，神之所安。春秋复礼，稽度玄灵;而无公出享献之荐，钦因春飨，导物嘉会，述修璧雍，社校品制。即上尚书，参以(符)验。乃敢承祀，余炸赋踢。刊石勒铭，并列本奏。大汉延期.弥历亿万。”
两汉时期，官方极力推行“尊儒祭孔”的活动，使得孔子的地位不断提升，其有着自己深层次的含义。儒家奉行以“礼”治国，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这对于统治阶级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封建礼制而言，尊儒祭孔是绝好的机会。在文化上推崇孔子，在日常生活中就必然推崇统治阶级，因为这就是孔子所提礼制的要求。此外儒家思想对于普通士子而言，也极具吸引力，人们践行儒家道德理念，讨论儒学思想，追慕孔圣之道，进而能够入朝为官，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这对于统治阶级而言，一方面能够稳定社会秩序，另一方面提升官僚阶层的水平，何乐而不为。
综上所论，两汉时期的尊儒祭孔，表面上确立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的文化主导地位，而实质上却为封建统治阶级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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