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反向渗透:所谓反向渗透，即是民间信仰在世俗国家从市民社会退却后，除了迅速复兴、填补真空之外，还向世俗国家原有领域进行渗透。例如，萧凤霞在研究珠江三角洲地区民间宗教复兴过程中发现，当地民间信仰仪式中参加者不仅有普通群众还有政府官员。而梁景文等人则发现，虽然香港的黄大仙信仰由中国大陆传人，但大陆的黄大仙祠在新中国建立后悉数被毁，可是改革开放后，有十几个黄大仙祠在大陆不同地区被修复或新建，其中一半以上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甚至直接由地方政府部门牵头。更重要的发现是世俗国家中的政治领袖的民间信仰化。同样是梁景文在研究黄大仙信仰时发现，“当代中国，一些政治领袖已变成民间宗教神殿中的神灵，受到人们膜拜”。这种做法实质上就是将世俗国家的力量主动引回到民间信仰中，通过改造与运用从而获得世俗国家的默许。高丙中就指出“越是能够巧妙地利用国家符号，其仪式就越容易获得发展”。这一系列的研究都表明，民间信仰的复兴不仅对世俗国家体制，尤其主要是对世俗国家体制中政府人员的个人行为以及对世俗国家的领袖以及领袖所代表的价值都产生了利用和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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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升华:所谓升华，并不蕴含褒贬的意涵，仅指代民间信仰走出灰色地带而向红色过渡，从而摆脱其在世俗国家面前的尴尬地位和身份，在世俗国家中获得合法性，成为一种合法的社会意识形态乃至制度性宗教。这种摆脱途径主要表现为，民间信仰借助制度性宗教而得以升华。例如，有学者通过田野调查发现，陕西西安位于榆林市红柳滩村东的黑龙潭大王庙，本于明朝正德年间修建，在清光绪年间和民国年间都几度重修扩建。尽管在文革期间遭到破坏，但自1984年被列为榆林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起，每逢农历六月初十至六月十四都会举行盛大庙会，期间香客人数在几十万以上。除了丰厚的香火钱，还拉动沿线周边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就业岗位和机会。此外，黑龙潭大王庙的主管官员利用这些经济资源植树造林，兴办小学，造福一方百姓从而树立起一种与社会和地方政府合作的形象。由于黑龙大王不属于道教或佛教神佛谱系中的神灵，而且没有专职的神职人员，而是直接由黑龙潭文馆所所长管理，黑龙大王庙本身既非佛教也非道教。因此，寺庙一方面除了在民众中树立良好形象外，另一面则积极谋求在成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后，要将黑龙大王升格为道教神抵。这一努力，使得黑龙大王庙在1988年成为了合法的道观，而且寺庙本身已经从一个文物保护遗址的单位升格为宗教活动场所，获得了官方的认可与宪法的保护。
3.变异:所谓变异，笔者认为就是民间信仰从灰色地带转向黑色地带，这一转变的实质其实就是明显的民间信仰的“邪教化”。这种“邪教化”的民间信仰有两大显著表现:一是破坏世俗社会现有的稳定秩序，二是改变原来民间信仰没有明确的现实政治目标这一特征，而出现了明确的对现实政治权力的意图。所谓邪教，是指冒用宗教的名义，歪曲或拼凑宗教教义，大量搀杂迷信、神话，采用不法手段，对社会产生害的非法组织，它是一种险恶的社会势力。据国家有关部门的调查统计，我国国内邪教活动突出的有巧种，其中境外渗人的有7种，活动涉及全国782个县(市)，占全国市县的1/3还多，一度影响群众50余万。②许多邪教在我国农村地区发展蔓延，部分地区情况还十分严重。中国民间信仰由于不存在对纯粹的超越的宗教追求，又没有现实的政治追求，其作用和目标更多是以攘灾祈福提供精神维系和心灵慰藉。而邪教无论是外来传人还是内发于本土，大都宣传灾难信仰与劫变观，而正是这一点击中了民间信仰的价值短板。加之在社会转型期，农村价值信仰出现真空，物质生活又没有得到及时显著的改善，只要稍加运作，就可以形成一个邪教组织。这不光解释了为何农村地区民间信仰容易产生邪教，而且更关键的是揭示了农村地区民间信仰转化为邪教几乎没有遇到实质性的信仰抵抗，而且往往不是个人性的，而是集体性的大规模的民间信仰者快速转化为邪教参与者甚至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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