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社会风气十分开放，对儒、释、道三家都非常重视。以儒学作为历代统治者的立国之木，一直占据着正当地位。不同时期的唐代当权者对释、道两家有不同的重视，但都帮助他们从精神上引领着人们。“安史之乱”在思想信仰上给唐代人们深刻的震撼。“会昌法难”更是给佛家带来一场浩劫。这场活动让佛家弟子悉数还俗，佛教开始世俗化。其一的表现就是僧人表演形式多元化。“俗讲”便是借故事将佛经教义通俗化，并宣传给百姓，其中使用的文木叫“变文”。俗讲被杨荫浏先生称为是“说唱音乐”的一种。变文经常吸收群众喜爱的民间曲调，所以深受百姓欢迎。文淑和尚便是一名俗讲僧，他当时的讲唱就吸引了大量长安百姓来观看，被叫做“和尚教坊”。韩愈也作诗《华山女》来描绘这长安俗讲盛况:“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广张罪恶态诱胁，听众押恰排浮萍。”其二是僧人演出内容政教化。变文内容多为佛经故事。后为避免朝廷的不满，俗讲僧开始在俗讲中讲诉民间故事、传说和历史事，被称为“世俗性变文”。如:《孟姜女变文》、《秋胡变文》、《张议潮变文》等。因此俗讲僧在遭到世俗统治者的迫害后，并没有屈服。文淑的讲唱内容有人称“不逞之徒，转向鼓扇扶树”，意思是说他的讲唱为一些被封建文人是为 “不逞之徒”的反抗者提供了宣传的武器。其三是佛寺功能的娱乐化。众多寺庙成为民众出行的目的地，他们去寺院中体验娱乐。如:京城慈恩寺。《南部新书》卷五记载了皇家的公主都被民间杂戏吸引而“在慈恩寺观戏场”的事情。

    唐代到宋代在音乐领域上正是一个阶段的分水岭。黄翔鹏先生根据各朝代社会历史情况，将前者归入“歌舞伎乐时期”后者归入“近世俗乐时期”。我不认为这两个类型是断裂式的变化，音乐是在此时是渐进式的发展，可以将唐后期一直到宋代的音乐发展看成是一种文化转型。文化转型是基于社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变化。它一层一层向外扩展、辐射到每一种文化类型。首先从统治阶层来看。到后期社会动荡、战乱频发，严格的门阀制度被打破， “以巨为美”的大型音乐较无力支撑，所以贵族化音乐倾向有所减弱。在此时，中上层统治阶层普遍喜好音乐，文化下移，音乐活动的参与主体开始变化。并且文人作为创作主体，借助于各种文化产品，用音乐作为一种精神慰藉品，弥补内心的缺失。最后从制度上看，唐代的商业相比之前十分繁荣，且有明确的坊市制、’肖禁制对其进行管理。虽然太过严格反而限制了商品经济自由发展，但因此有了市民阶层的萌芽。因此，只有理清中唐音乐的事件，才能回应昔翔鹏先十的那句话—“传统早一务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