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毓博士曾把“坐忘”和佛家参禅进行了深人的比较，如:虽然参禅与坐忘在各自修炼体系中的地位基本相当，都是得道的必要条件和直接力量，但二者的过程、内容和最终结果却是截然不同的:参禅的对象是禅.坐忘的对象是物我;参禅的手段多种多样.坐忘的手段只是默而不答、膜而不视;参禅可以是渐修也可以是顿悟，坐忘则只能是渐修;参禅的结果是开悟和解脱，坐忘的结果是得道和成仙。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皆不相同。
以道家来看，“坐忘”的终极目标即道，这使得它与佛教存在明显的分歧。但我们也发现，禅宗与庄学的精神追求其实是一致的，而庄学中的坐忘无疑也是禅宗后世思想的一个起点。禅宗中所讲的顿悟便是其体现，所谓顿悟，是一种“无休之休、无为之为”，恰恰切合了庄子清静无为的思想。从具体行为来看，永嘉禅师曾言:“忘缘之后寂寂，灵知之性历历，无记昏昧昭昭，契真本空皎皎，惺惺寂寂是.无记寂寂非;寂寂惺惺是，乱想惺惺非。……今言知者，不须知知.但知而已.则前不接灭，后不引起，前后继续，中间自孤，当体不顾，应时消灭。”其要旨便是顺天地之自然，于忘我后达到“梵我和一”。
新的问题诞生了:坐忘何时融人禅宗?二者为何能够相契合?
三、禅宗“坐忘”诞生与传承
禅宗初人中国之时，恰逢魏晋南北玄学最盛的时期。就当时具体情况来看，名士们避世修道、越名教而任自然，喜好清谈，道家思想空前繁荣。而于当时乱世中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是十分迅速的，这其中原因除佛教本身教义能够贴近教徒对现世的恐俱与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外，还有其对兴盛的道家思想自觉或不自觉的借用。
后世，禅宗进一步发展了坐忘思想，慧能继承达摩祖师“二行四如”学说，在《六祖坛经》里提出“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即“即身成佛”的“顿悟”思想。而其禅法以定慧为本。定慧即“无所住而生其心”。“无所住”指“定”，“生其心”即“慧”。慧能从“无所住而生其心”的经文中，悟出了定慧等学微旨。由此，“坐忘”虽未被明确写人经典，却已深深嵌人了禅宗的精神内核之中。
时至今日，“坐忘”已经跳脱了道家或佛教等宗教概念，更进一步融人了中国文人的行为习惯与精神追求，其衍生出的美学观点也被大众所应用。而单单就禅宗中坐忘精神来说，它的诞生、传承与发展也正是佛教中国化的具体过程，正如胡适先生在所认为的，真正的禅宗是中国所创造的，“中国人的那种富有实践精神的想像力，创造了禅，使他们在宗教的情感上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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