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何不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达到自我的真实实现?这是因为对法律家长主义的支持者来说，人是有限理性的。在法律家长主义的视角下，人并非如传统经济学模型一样是具有“无限理性”的，也并非如民法中所设想的那样是“利己的、理性的、运动着的”、“自由而平等”的人，法律家长主义者眼中的人，是有限理性的。“人们表现出来的，可以说是有限理性、有限意志力和有限自利。……每一种有限都代表大多数人与标准经济模型不相一致的重要方面。”

                                    浏河公墓,浏家港陵塔,皇家陵园,

    法律家长主义对人的有限理性首先从特定人群开始设定。该理论正当化论证的核心历史上来自对特定人群能力的怀疑，这些特定的群体在案例中主要包括“白痴、未成年人或己婚妇女”，这些个体最终需要政府的保护，因为这是社会对他们所需的作出的恰当反应。

    进而，法律家长主义将有限理性从特定的人群推向了人的某些特定的情形，有限理性成了殡葬行政法律中的人的普遍形象。在现代社会，受制于自身的知识和处境，人们经常无法做出符合其自身利益的决定。“即便有健康心智的人们在某些特定的、可预见情形下也可能不会为他们长远的自身利益行事，很多规制就是基于这种考虑而产生的。”

    殡葬时刻是个体的危机时刻，但并不意味着人在处理殡葬事务时是“有限理性”的。换句话说，人在处理殡葬事务时，是否会囿于自身的知识和处境，无法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决定?在许多使用有限理性作为正当性理由干预行为人行为的案例中，例如高利贷、卖身为奴或者电信诈骗等，这些行为共同的特征是陷入困境的人为短期利益，被第三人欺骗，接受收益与成本间存在巨大的差值的行为。对比殡葬事务，我们可以发现，殡葬行为的主体确实是在殡葬事务的处理中陷入了巨大的困境，他不仅要面对亲人离世的悲伤，还需要处理单靠个人无法完成的一系列殡葬事务，包括处理亲人的遗体等事务，但是否存在第三人的欺骗?以及短期利益或者收益与成本差值巨大的情况?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回答的主体是谁。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殡葬行为人在面对死亡的事务时，处于不理性的状态。

    在山东沂水县的惠民礼葬报告中提到，殡葬改革面临的形势是“丧葬陋习盛行。随着社会的发展，丧事大操大办愈演愈烈，带有迷信色彩的丧葬礼俗项目越来越多。”具体表现为画龙雕凤的大理石坟墓;名贵的而又尺寸越来越大的棺材木;为坟墓立大碑;三拜九叩的复古礼俗;各式各样的纸扎名目等，这些都造成了“群众沉重的经济压力和思想负担”，另一方面“殡葬服务市场化经营和资本的逐利性，导致墓地、殡葬用品、殡仪服务产品供给不足，价格略高，群众负担沉重。”“很多群众对此强烈期待改变，却又因为社会大环境影响而无力改变”。这些论述都强调了，在殡葬事务处理的过程中，民众的理性似乎是有限的，无法对抗社会大环境的压力，无法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殡葬时刻，在政府眼中民众是有限理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