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世纪中叶,有学者开始探讨地理环境对宗教的影响。1748年,著名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者孟德斯鸿(C. L. Montesquieu, 1689一1755)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佛教的教义源于气候,他说“印度的立法者佛顺从自己的感觉,使人类处于极端被动的状态中,但是佛的教义是由气候上的懒惰产生的,却反而主张了懒惰;这就产生了无数的弊害,此结论虽值得商榷,但较早地探讨了气候与佛教之关系。1911年,另一著名的地理环境论者爱伦.丘吉尔·辛普尔(Ellen ChurchillSemple, 1863-1932)出版((地理环境的影响》(Influences of Geographic Environment)。,指出地理环境影响人类的精神气质,而这种影响可通过人类的宗教活动反映出来。
上海公墓,太仓公墓,上海墓地,刘家港陵塔,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宗教地理学的研究开始侧重人文。1967年,索费尔(David. Edward. Sopher)出版《宗教地理学》(Geography o f Religions ),他指出,在文化地理学的主题架构下,宗教地理学有四大内容,分别是:1.宗教体系以及特定宗教制度发展的环境背景意义;2.宗教体系和制度对政治及其环境的作用;3.宗教体系和制度的空间秩序和组织化的途径;4.宗教的地理分布和宗教体系扩展的相互作用。。这奠定了宗教地理学的学科基础。1981年,索费尔又发表《地理学与宗教》(Geography and Religions ) ,回顾了过去10多年中的研究历史,并提出从生态、空间、区位的角度来充实研究内容。因而,索费尔也被认为是宗教地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进人80年代,国际学术界日渐重视宗教地理学之研究。1980年,国际地理联合会(IGU )在纽约设立国际宗教地理组,由联邦德国地理学家布塔纳(M. Bttner)担任组长,主要研究宗教的地理背景、宗教信仰的转变及宗教活动的坏境效应等,“这实质上也代表了国际宗教地理组对宗教地理学研究内容的基本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