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孙吴地区.经济基础较好，统治阶级实施厚葬有一定的经济基拙。一方面，孙吴所占的江南广大地域，历来土壤肥沃，气候温暖，雨水丰沛，然而人口稀少，可垦地多，农业发展潜力极大。自春秋战国以降，南方经济文化日趋进步。东汉末年的中原战乱，人民大量南移，使孙吴在江南立国获得众多的劳动力和生产技术。孙氏在江南统治八十五年，通过广大军民的艰辛劳动，江南以至岭南的开发，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另一方面，孙吴在三国中租税摇役是最重的。孙权时，大臣张昭、陆逊曾上疏，希望能减轻赋税，孙皓时，陆凯上书曰:“自从孙弘造义兵以来，耕种既废，所在无复输人，而分一家父子异役,食自张。……调赋相仍，日以疲极。.. 甚至，汉时“算络”也在吴末重新出现。而蜀国诸葛亮采取的政策是“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如此，富国安家，不亦宜乎?”的轻摇薄赋政策;曹魏也重视保护农桑，颁布了较轻的田租户调令，“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除此之外，地方官“不得擅兴发”，特别在户调政策上，富则多收、穷则少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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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吴政权时士族大户政策倾抖，在经济上给予了种种特权和方便。孙吴政权是在江北南下士族地主和江南土著大姓共同支持下成立的。孙吴政权为获得这些地主的支持，不仅在政治上给予了仕进的机会和其他照顾，还在经济上给予了种种特权和方便。为此孙昊实行了领兵世袭制和赐田复客制。在世袭领兵制下，孙吴的将领，依例可以世袭领兵，父兄亡后，子弟可以继领其部众官兵，因而所领部众实际上就是将领们的私家部曲。而赐田复客制也加速了世家大族占有土地和劳动力的势头。孙权曾一次赐给吕蒙“寻阳屯田六百人，官属三十人”。〔划建安二十四年，蒋钦死，孙权“以芜湖民二百户，田二百顷给钦妻子”。孙权还曾著令:“故将军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间。”法令不准过问人客，是少有的。潘璋之妻住在建业，孙权赏给她“田宅、复客五十家”。
这些倾斜的经济政策和政治殊遇，使东昊的世家大族拥有了大量土地和人手，世家豪族的力量也随之扩大。(抱朴子》形容吴之世家豪族日:“势力倾于邦君，储积富于公室……憧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田池布千里……金玉满堂，妓妾溢房，商贩千艘，腐谷万庚……粱肉余于犬马.积珍陷于弩藏。”
三国时国孙吴的世家巨族拥有经济、军事、政治三个方面的综合势力，为并时的魏、蜀豪族所难以比拟。一方面他们拥有足够的经济势力来支持他们生前的奢侈生活，和死后的厚葬;另一方面，孙吴皇帝也要用厚葬来进一步笼络这些世家大族，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世家大族的厚葬。
3.国家战略的保守使孙吴上层统治者逐渐趋于腐致。曹魏意欲一统天下，蜀汉一直强力支撑，打着匡扶汉室正统招牌，两国都常年有大规模的对外征战，对国力经济消耗很大。而只有东吴没有统一天下的国家战略，建安五年(公元201年)，孙策遇刺，临终嘱咐孙权:“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保有江东”遂成为孙吴集团之立国基础。东吴又坐拥长江天险，历代实行“限江自保”的国策，将其主要兵力布置在长江沿线各险要之地。“吴保江南，凡边要之地皆置督}.。 保守的国策使东吴对外战争较少，只有少量对内部山越人的战争，西晋的傅玄说孙权“兵不妄动，故战少败而江南安”，因而使东吴政权经济消耗不大，财富积累较多，国家财政压力相对较小。
同时.国家战略的保守，使上层统治者安于现状，生活趋向腐败。孙权当政后期时期，赋役繁重，人们被迫举行起义，孙权则下令各郡县修城郭，起谁楼，挖堑壕，以备“盗贼”，还是不肯减轻人民的负担，直到他病得要死时，才下了一道“省摇役，减征赋，除民所患苦”的命令。孙权之后，统治阶级越来越腐败。孙皓是三国时期突出的暴君，陈寿在写孙皓时说道:“粗暴骄盈，多忌讳，好酒色，大小失望。”在评孙皓时，更写道:“况皓凶顽，肆行残暴，忠谏者诛，谗诀者进，虐用其民，穷淫极侈，宜腰首分离，以谢百姓!”。〔列羊枯向晋主司马炎上疏伐吴时，也曾讲道:“孙皓之暴过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a5]0皇帝如此，上行下效，东昊的上层统治阶级生活亦日益趋向腐败和享乐，厚葬现象的不鲜见，也就不足为奇了。
总之，经济基础相对较好，政治经济上均享有特权的士族大家，保守国策引发的上层统治者渐渐安于享乐、趋向腐败，这些东吴所具有的相对特殊因素，使得在三国时期薄葬胜过厚葬的时代风气下，东吴仍在一定程度上流行着厚葬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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