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镇虽于2006年起便被正式划归为火葬区，但当地大多数村民并不了解本地也要实行火葬，于是除特殊情况外，皆是以土葬作为主要殡葬方式。在当地愿意实行火葬的一般是两类:一是逝者在自家以外的地方非正常死亡的;二是逝者亲属出于便利“二次葬”的目的，主动愿意实行火葬。当地的民政部门在推行火葬上并不实行强制执行的手段，也不会主动地介人到村民的殡葬活动之中。在2020年新冠疫情防控的重要关口，民政部门出于疫情防控需要，对这一时期的殡葬活动进行了关切，倡导对逝者进行火葬，并对符合特定条件(如五保户)的自愿火葬者提供一定的殡葬费用的补贴。当地在殡葬方式上的现实选择中，出现了要“合法”还是要“合理”的洁难，究其原因有三:

                       浏河公墓,浏家港陵塔,皇家陵园

    一是传统观念的影响。首先是村民普遍认为人棺土葬是其最为体面的人生告别方式，在内心中对火葬产生抗拒。其次是在其传统观念中，有“死人出门不回门”的说法，火葬需在殡仪馆进行，逝者火化后的骨灰一般就不会再被其家属带回家中，这让部分村民感到遗憾与不悦。最后是进行土葬比火葬更能实现“人情债”的弥补与转换，红白喜事的相互帮衬实现了人情之间的互通往来，而采用火葬的方式引来了殡仪机构的介人，对乡土社会中人情关系的平衡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喻中对此指出:“在乡村社会，政府出台的火葬政策、新式葬礼为什么难以推行?一个总体性的原因就在于，它怜逆了乡村社会中多数人的信仰与情感”。

    二是对现实丧葬成本的考虑。以L镇为例，首先是经济成本，火葬的花销远高于土葬的花销，进行土葬所需的不过是一口棺木，加上附属品以及些许衣物、被子和白布，合计约为1000一1500元，进行火葬则需要负担在殡仪馆火化的一系列服务费用，同时还需要按习惯给予相关人员一些“红包”，花销约在3000一5000元;其次是时间成本。土葬所耗时间比火化时间少，土葬是在丧礼完成之后，棺木由非逝者家属抬送至墓地埋葬，耗时约1一2小时，这也是丧礼的句号，而火化则在丧礼之前，朝发暮返，需要耗时1天，次日才能进行丧礼，延长了整个丧葬的过程。

    三是民政部门的执行能力不足。首先，执行权力的缺失是根源。《殡葬管理条例》修改后，丧失了强制执行权的民政部门只能是责令违法者限期改正，至于拒不改正的，民政部门也难以奈何。其次，执法人员的不足限制了殡葬治理的实施。在乡镇一级的民政部门只有3一4名工作人员，殡葬管理只是其工作内容中的一个方面，加之下村不便，获取信息渠道不佳，很难做到对全镇殡葬活动予以关切与引导。最后，消极的执法态度不利于殡葬治理开展。当地的民政工作人员基本上也是当地的居民，知晓当地的风俗习惯，亦有相当的人际关系，如若严格按照条例进行管理，势必影响干群关系与自身乃至于家族的声誉，于是其执法态度偏向消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