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的官方正史，除对阿拉伯帝国贡使记载较多外，对“蕃客”的生活习俗则基本没有记载，这就给我们研究唐宋“蕃客”的丧葬习俗造成了很多不便。但所幸的是，这时期文人的笔记、文集较多，其中间或有“蕃客”丧葬习俗方面的记载，为我们研究“蕃客”的丧葬习俗提供了一定的资料。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唐代的文人笔记、文集虽多，但涉及到“蕃客”丧葬习俗方面的记载却甚少。唐代《经行记》虽是我国关于伊斯兰教最早的一部汉文著述，但所记多为杜环在阿拉伯帝国的见闻，在《通典》“大食条”中对丧葬的记载，仅云:“葬唯从俭”。所以，这里罗列的有关资料，基本上都是宋人笔记、文集中的相关记载。

                       浏河公墓,浏家港陵塔,皇家陵园,

    周密《癸辛杂识》，为作者居杭州癸辛街时所著，其中有“回回送终”条专记回回丧葬习俗:“回回之俗，凡死者专有浴尸之人，以铜瓶自口灌水，荡涤肠胃，秽气令尽。又自顶至踵洗讫，然后以帛试干，用经丝或绢或布作囊，裸而贮之，始入棺硷。棺用薄松板，仅能容身，他不置一物也。其洗尸秽水，则聚之屋下大坎中，以石覆之，谓之招魂，置桌子坎上，四日一祀，以饭，四十日而止，其棺即日便出，座之聚景园。园系回回主之。凡赁地有常价。所用砖灰、匠者，园主皆有之，特以钞市之直。方姐之际，眷属皆黄面，拌披其发，毁其衣襟，麟踊号泣，振动远近。棺出之时，富者则丐人持烛撒果于道，贫者无之。既而各随少长拜跪如俗礼成服者。然后恬靴尖以乐，相慰劳之意。止令群回诵经，后三日再至疼所，富者多杀牛马以飨其类，并及邻里与贫丐者。或闻有至瘫所，脱去其棺，赤身葬于穴，以尸面朝西。”王禹傅《小蓄集》有《记孝》一文，其中有有关丧葬方面的内容，兹录如下:“占城之民，岁航海而来贾于中国者多矣。有父子同至福州而丧其父者，其子僻踊损咽，水浆不入于口者三日，过是始汲泉于江遣，棣枪而食之，庐于墓侧三年，徒跳既终，丧行有日矣，又绕坟号几墓卒者数四，然后登舟而去。”旬另外，随着“蕃客”大量葬于中国，有关穆斯林葬地，在宋人著作、文集、笔记中也有记述。如广州、泉州因有大量“蕃客”活动，因此都修建了公类墓地。方信孺在他的《南海百咏·番人家》中曾描写广州城西十里有“番人家，累累数千，皆南首西向。”赵汝适的《诸蕃志》中，对泉州穆斯林公共墓地也有记载，说大食商人“作丛家于城东南隅，以掩胡贾之遗骸。”，相对而言记载较为详细的首推当时泉州提舶林之奇，林之奇曾著有《泉州东坂葬番商记》一文，记载了泉州蕃商建墓历史、规模及意义。文日:“负南海征番舶之州三，泉其一也。泉之征舶通互市于海外者，其国以十数，三佛齐一也，三佛齐之海贾以富豪宅生于泉者，其人以十数，试那围其一也，试部围之在泉，轻财急义有以庇护其畴者，其事以十数，簇番商墓其一也，番商之墓建，发于畴昔之蒲霞辛，而试那围之力能以成就封殖之。其地占泉之城东东坂，既剪菜其草莱，夷铲其瓦栋，则广为之奄多之坎，且复栋宇，周以垣墙，严以肩钥。傅凡绝海之番商有死于吾地者，举以(于)斯葬焉。经始于绍兴之壬午(1162年)而卒成乎隆兴之癸未(1163年)试部围于斯举也，能使其椎髻卉服之伍，生无所忧，死者无恨矣。持斯术以往，是将大有益乎互市，而无一愧乎怀远者也。”

    以上汉文著述对“蕃客”丧葬习俗记载的简单和不完整性，反映了唐宋时期，人们对“蕃客”认识的肤浅，“蕃客”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并未得到中国社会重视与承认。尽管记载似不完全，但其习俗尚可观其大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