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入关之初，几乎照搬明代各项制度，丧葬礼仪也不例外，即使如火葬这种在明代被官方严厉禁止的习俗也一起继承下来。但随着政权的稳固和“汉化”、“儒化”，一些诸如火葬这种陋俗又开始被打击，并且从中央立法到地方法规乃至民间的族规、乡规，都对火葬、停枢不葬等违背儒家传统伦理纲常的行为进行整治。

                       浏家港陵园,上海公墓

    顺治五年四月(1648年)，清政府公布丧葬条例“殡硷发引安葬例”，规定官民人等“其有愿从旧制焚化者，听之。凡发引焚葬，俱不得过所定之期。不及期者，听从其便。”即使到了顺治九年九月(1652年)清政府重新更定祭葬礼，也仍然允许火葬。“官民停丧一月而殡，三月而化，不许逾期。如有在定期内出殡焚化者，听。上坟亦听其便。”

    但随着政权的稳固和“汉化”、“儒化”，到乾隆帝登基之时，火葬开始遭到严厉禁止。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棒，所以通变宜民，而达其孝心也。本朝肇迹关东，以师兵为营卫，迁徒靡常。遇父母之丧，弃之不忍，携之不能，故用火化，以便随身奉侍，聊以遂其不忍相离之愿，非得已也。自定鼎以来，八旗蒙古各有宁居，祖宗墟墓，悉隶乡土，丧葬可依古以尽礼。而流俗不察，或仍用不化，此狂于沿习旧俗，不思当年所以不得已才出此之故也。肤思人子事亲送死最为大事，岂可不因时定制而痛自猛省乎。嗣后除远乡贫人不能扶枢回里，不得已携骨归葬者，姑听不禁外，其余一概不许火化.倘有犯者，按律治罪，族长及位领等隐匿不报，一并处分。”。随后，地方上也紧随中央，制订了严禁火葬的檄文。

    “停棺不葬，律有明条，暴露火焚，罪同毁弃，雍正十三年十二月钦奉谕旨严禁火化，劝导速葬.天语煌煌，所以哀矜死者不复遭烈焰之惨，又所以化导生者不复蹈不孝之罪也.……地方射利之徒，专设烧人坛，……各处坛户复重砌砖圈，广置器具，…。二辄以各有亲属不愿安葬为词，结党杭拒，以致近来火化暴露日多一日.悖理伤化，殊堪发指，若不实力查禁，害何底止?仰府官吏即专委佐杂各员，分头前往各坛，先将砖圈眼同拆毁，器具缴官，如有现在违例烧棺之坛户，立即重责、具报。一面将各屋停顿之棺查照、编号、造册，报堂收埋，不得藉词队挠再三.县事务殷繁，于此等事不及分身查察，稍有懈驰，又滋前弊.或于府县位杂内专委一员，专司其事，不时稽查，如有杭违，许地保、堂长赴该街门票究.倘有地方受贿容隐，一并分别责处.”。与此同时，地方上的宗族乡规也对火葬等行为加以禁止。

    “葬必择地，避五鬼，不得泥风水邀福，至有终身不葬，累世不葬。不得盗葬，不得侵祖葬，不得水葬，尤不得火化.犯律重罪.”。“殡葬随家厚薄营办.倘力不及，帷宜深掘埋葬，堆封厚土，切不可用回教焚化，为大不孝，后虽深悔，终亦何及?亦不可惑于吉地，停枢不葬，致余暴露，以难子孙。须阴德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