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德威克的丧葬改革计划包含了极其合理的创见，表达了进入工业化以来，英国政府想要通过全方位的宏观调控将传统丧葬服务纳入国家统一管理的意愿。他将墓地、尸体、葬礼等原本属于私人性质的物质名词演变成了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棋子。他试图创建的国家公墓不仅可以避免坟墓导致的卫生问题，还能使之成为民族精神保存与文化传承的助推器，通过公墓的公开祭奠宣扬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塑造英吉利民族的自我归属;他要求设立的停尸房制度使得国家掌握了对尸体的管理，不仅可以避免尸体病菌对家庭卫生的威胁，还使得工人阶级从陪伴尸体的窘境中走出，以更好地精神状态和精力投身工作，为国家多做贡献;他参照欧陆国家进行的丧葬服务国有化改革建议，更是为避免社会资源的不必要浪费，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习俗的改良。但是，尽管他的改革有很多亮点，实践起来却并不容易，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浏家港陵园,上海公墓

    第一，查德威克在进行其丧葬改革时，没有考虑到最大的改革对象—工人阶级的实际感受。他强行剥夺了工人阶级的丧葬文化传统，漠视工人阶级对死亡和葬礼的感情，单纯用国家介入的形式摧残了工人阶级认同的丧葬文化，这势必造成工人阶级的抵触心理。而且，在丧葬费用支出上，虽然国家主宰丧葬事务会导致费用大减，但对普通民众来说，将墓地建立在离居民区较远的地方则会导致他们参加葬礼的交通费大增，这对工人阶级的影响是致命的，‘会因为较远距离使其不能参与葬礼仪式而激怒他们”，致使工人阶级对他的改革并不抱有多少热情。

    第二，他的改革对于教会人员和丧葬既得利益者也是一个大的伤害。在进行大阔步改革的同时，他并没有提出对既得利益群体的补偿性措施，使他成为教会人员以及传统丧葬管理者、墓地公司和丧葬俱乐部的公敌，导致他的改革计划阻力很大，根本无法实施。教会人员认为如果其教堂墓地被关闭的话，每年他们就要损失800镑。对此，学者芬纳明确指出:“查德威克的改革计划明显没有顾及和认真考虑到教会人员和其他丧葬既得利益团体对他计划的威胁，因而有着致命缺陷”。这导致他的丧葬改革方案在议会中遭到教会人员和一些与丧葬既得利益团体有勾结的官员大臣们的强烈反对，很难得到顺利通过。

    第三，查德威克的丧葬改革计划过于集权化和中央化，没有考虑到英国地方自治的传统。他的改革计划要求地方服从中央，但却没有构建出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系统协调机制来保证改革计划的顺利推行，这就导致“每周需要个人护理和组织适当葬礼仪式的几千具尸体要求的那种高度发达的政府服务体系和管理上的互相配合并不现实”，结果使得改革计划只能流于形式，在地方上起不到多大作用。

    这些不完善的因素致使查德威克的丧葬改革法案支持声寥寥，再加上此时的英政府尚处于从自由放任到干预国家事务的起步阶段，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潮决定了政府不敢过分干预一直以来较为开放的丧葬服务业。因而，尽管查德威克的调查报告极其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丧葬服务业的弊端，并有针对性地制定了改革规划，但在政界还是遭到了忽视。他对拉沃赖斯(Lovelace)勋爵哀叹道:‘我仅仅只是一盏明灯的奴隶。我的报告，你们统治者本应谨记，但却不得不经过身怀嫉恨的政府官员们在允许出版前的严峻拷问、删减，我该幸运我还能留下了这么多内容得以出版”。

    1852年6月，议会在最终通过的丧葬改革法案中并没有采纳查德威克的改革方案。法案规定传统墓地仍然属于教区控制，也没有对葬礼承办者的活动进行具体的约束和规范。但是，鉴于查德威克深入细致的调查和有针对性的建议，法案还是采纳了他的一些合理构想，比如要求关闭条件恶劣的私人墓地，创建市郊公墓，采取措施尽力改善墓地条件;承认停尸房存在的合理性并对丧葬服务市场的中介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查德威克在其丧葬改革规划中关于创建国家公墓、设置停尸房以及提出丧葬服务国有化的观念，虽然在当时并未被执政者完全接受，但却为之后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丧葬服务产业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在各个方面为美国现代化丧葬服务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