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城郊乡村社区要完成的城镇化过渡与转型，需要在原社区的旧组织及规范之中重新确立新的组织形式及制度。在与传统祠堂息息相关的丧葬、祭祀的民俗层面上，鲁南农村社区内广泛建立了“红白理事会”的自治组织并制定了相关规范。顾名思义，红白理事会就是农村社区内重新制定并调适“红白喜事”的自治组织。在社区内部，它的组织成员就是社区内的固有成员，称之为“理事”。理事们有义务去协助社区内每个家庭完成婚、丧、嫁、娶等一系列的礼俗活动。

                  浏家港陵塔,上海公墓

    红白理事会并非完全在现代农村社区整体性制度建构过程中的新兴组织。在传统乡土之中，乡土社会内部就一直存有各种相关的不成文的互助民俗。在鲁南乡土之内，在红白理事会制度成立之前，不成文的互助民俗在社区内构建了一个集婚、丧、嫁、娶于一体的民俗组织。传统上，这一民俗组织潜在于社区之内，通常仅在需要互助的情况出现时，以“大总理”(也有大老总、老总的称呼)、“知客”和“忙客”(通称“执事”)以及“执笔先生”的名头及职责来组织、分配。

    在传统的互助形式下，“知客”的职责是掌握礼俗的形式、流程及内容，指导并规范在当下礼俗活动中的执行;“忙客”的职责则是掌握礼俗中的传统技艺、材料及用品，并按照礼俗的规范来执行。进入了当代组织的规范后，在红白理事会的组织形式内，知客和忙客均作为组织的成员，通称为理事。在礼俗活动中，彼此之间职责的界限变得模糊。另外，“执笔先生”的工作主要就是执笔记账、书联作帖等。在一届红白理事会里，“大总理”是固定的，在过去甚至是世代传承的。他主要负责协调和统筹“知客”和“忙客”之间的配合和行动，压制礼俗的花费在主家的家庭承受的范围以内。另外，满足主家在规范允许的范畴内的个别要求。

    作为礼俗规范的执行者，红白理事会的成员要深谙村里的礼俗，同时，具有着协助村上任何一家完成红白喜事的义务。“红白理事会”作为新组织形式在原有的互助民俗之上确立，这离不开“国家的在场”。因而，“红白理事会”成为了社区制度设定下的民俗组织，需要在村党支部、村委会领导下完成自治，实行集体的自我管理、教育与服务。对于社区内原固有的成员来说，新的组织形式似乎依然承接着旧组织包括组织权威、成员构成、人际关系等各类构成要素。

    不管新出现了与旧秩序中何等类似的组织及规范，在组织内部都达成了新型集体策略内生的充要条件。在民俗层面上，“红白理事会”及制度作为新的组织及规范在城郊农村社区内通常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新的组织及规范促进了创新技术在民俗上的应用与发展。比如，电子储存的哀乐录音对于传统礼乐队的逐渐替代;电子印刷的纸钱的出现对于以传统楔子打孔制造纸钱手艺的冲击，等等。另一方面，新组织及规范的力量倾向于挤压甚至直接摧毁当地的手工技艺及传统。比如，火葬推行下民众在殡仪馆就近购买骨灰盒，而村里棺材铺就几乎完全消失了。在红白理事会宣传及及监督下，需要焚烧的传统纸扎不得在公开场合使用，因而具有纸扎手艺的工匠不得不转行。可见，这两者在社区内新的组织及规范产生后，于集体策略的内生过程之中会交互地产生，并互构出强大的推进力和执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