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古时代，巫文化的发展，逐步孕育出“神”的观念，并从自然巫术演进为神灵巫术。在以祭祀和战争为“国之大事”的文明时代初期，巫术即融入了祭祀文化。就卜辞来看，殷代的神灵世界分散多样，这表在占卜的频繁与占卜范围的无所不包，表现在殷人“尚鬼”的繁杂的祭祀。正如弗雷泽所说，“殷人努力通过祈祷、献祭等温和馅媚的手段以求哄诱变幻莫测的神灵。”在殷商祭祀文化的基础上，一方面演化而成后来的祭祀礼仪和指引社会生活的规范体系一一礼，另一方面发展出祭司阶层，即分化的祝、宗、卜、史。西周的礼乐文化正是在此基础上得以发展出来，并为后来诸子思想的早期发展准备了职官制度的基础。在中国上古时代很长一段时期，宗教信仰具有相当程度的多神教色彩或倾向。

                   浏家港陵塔,上海公墓

    儒家有三祭之礼:祭天地、祭祖先、祭圣贤。儒家的祭祀活动源远流长，它反映了人类特有的鬼神崇拜精神，折射出重视道德秩序的人文意蕴。上古素有的鬼神观念，或与人类关于死亡之经验有关。人类一旦相信人必有死，又时常经验到灵魂与肉体之不同，遂以人之死亡不过是肉体消亡而己，而灵魂则无所不在，并非随肉体而归于尘土。就人的情感而言，见其生，则不忍睹其死，其于亲人，朝夕思慕，不绝于心。儒家主张用情智统一的态度去祭祀己故亲人，构筑了具有中国特点的传统祭祀文化。

      《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古代非常注重祭祀，反映了古人对鬼神的信奉。《尚书·尧典》:“咨四月，有能典肤三礼?”汉代马融注曰:“三礼，天神、地抵、人鬼之礼。”据《周礼》记载，“大宗伯之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此来看，可将祭祀对象分为天神、地抵、人鬼三类。孔子在《论语》中说殷商的“礼”沿袭夏朝的礼，在沿袭夏朝“礼”的基础上存在减损增益的情况。殷人祭祀以牛、羊、猪甚至人为牲，献祭祖先亡灵和自然神抵。商代“人祭”之风炽盛，其用人之多，手段之残忍，不仅有大量卜辞记述，也有考古遗迹证明。春秋时期的人祭也并不罕见，《陈涉世家》称:“为坛而盟，祭以尉首。”在一些少数民族的祭祀仪式中还会出现血祭，他们认为血有神奇的力量，可以维持人的生命。

    古人祭祀前皆有准备仪式，即斋戒，目的在于祭祀时与神灵进行沟通。一个人如果还带有凡俗生活的印迹，它就不能与神建立亲密的联系。通过摆脱世俗世界的活动，逐步接近神圣世界，使自己得到圣化。《祭义》中提到，“斋之日，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志意，思其所乐，思其所嗜。斋三日，乃见其所为其者。”即想象所祭神灵祖先生前的一切行为观念，通过三天的致斋，神灵就可以活生生地呈现在眼前，到了祭祀之时，就可以真实地与神灵进行沟通。因此通过持续专注于神灵的意念活动，能够使神灵显灵，神灵应人之精诚所感而至。

    商人祭祖的礼节十分完备而繁复，他们心目中的各位祖先是有亲疏之别的。现在可考的“周祭”，每一旬都有固定的祭祀对象，全部祭祀完一次就是一年。自然神方面，商人主要祭祀的有风神、雨神、云神、四方神等等。从所用牺牲的分量上，可以看出晚商人更重视祖先神祭祀。

    周朝的“礼”在殷商的基础上，有继承亦有发展。夏、商、周三代，特别是西周，才是中国礼乐文化的形成时期。这时候的“礼”发展成为包罗万象的深厚的文化体系。“礼”涵盖了一个国家的政治、思想、学术、制度、礼仪、风俗等。周人宣扬天命思想，事无大小，都要占卜问鬼神，把“天”说成有意志的人格化的至上神，宣扬周天子最能体现“天”的意志，被赋予人间的最高权力，受天的保护，因此，人对上天的意志只有顺从，不能违背。周人敬天思想的实质是把“天”和政权结合在一起，以维护周王的统治。“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周人己经开始认识“民”的力量，周还将保民和敬天结合起来，“顺乎天而应乎人”。并在此基础上强调“明德”，以“德”来补充天命。德的内容极广，主要是敬天，尊王命，行教化等。西周时形成的“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思想，反映了周人对“天”的认识又深入一步。儒家的观点就是，“礼之所尊，尊其义也”，也就是说，礼之所以可贵，是在于它的意义。光简单地陈述外在的礼仪形式，不懂得具体的礼仪形式里面蕴含着什么意义，又还有什么礼义可言呢?

    周人无论是祭祀对象还是祭祀手段，都和商代一脉相承。当然，从西周到春秋战国，人的观念肯定是有所发展的，体现在祭祀上，对各种鬼神的重视程度肯定也是有变化的，“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儒家的祭祀讲究“礼”，其中揉合了人与人、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因此，祭祀仪式在“礼”中得以确立并拥有一个非常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