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人们仍然很重视祭祀、葬礼。但在对祖先神的祭祀以及丧葬制度上，相比较西周春秋时期，有了很大的变化。

    这一时期祭祀祖先的仪式不同于西周春秋时期。西周春秋时期祭祀祖先是立尸以主神，就是要用“尸”，找活人装扮成祖先的样子来受祭。《仪礼·士虞礼》中有“祝迎尸”，郑玄注曰:“尸，主也，孝子之祭，不见亲之形象，心无所系，立尸而主意焉。”K}L记·曾子问》云:“祭成丧者必有尸，尸必以孙，孙幼则使人抱之，无孙则取于同姓可也。”按礼祭祖必须用“尸”，而且必须是孙一辈的人，无孙就以同姓之人为“尸”。

                浏家港陵塔,上海公墓,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载:“十一月乙亥，尝于大公之庙，庆舍淮事。……麻婴为尸，庆圭为上献。”因为古人迷信，认为祖先的灵魂可以降附到“尸”的身上。战国时代，开始用画像来代替“尸”。《楚辞·招魂》“像设君室，静闲安些”，就是在人死之后，将其画像置于宗庙以祭祀。朱熹《楚辞集注》:“像，盖楚俗，人死则设其形貌于室而祠也。”姜亮夫先生《楚辞通故》云:“昆山顾亭林乃以为像者，战国以后以尸礼废而像事上，言之最为有理。其言日:

  ‘古之于丧也有重，于衬也有主，以依神。于祭也，有尸，以象神。而无所谓像也。《左传》言:尝于太公之庙，麻婴为尸。《孟子》亦曰:弟为尸。而春秋以后不闻有尸之事，宋玉《招魂》始有“像设君室”之文。尸礼废而像事兴，盖在战国之时矣。’……则此‘像设’直是楚人旧习。”然而“设像”的确是战国时的习俗。刘信芳先生((<上博藏六>试解之三》一文中引用了上博简六中的《天子建州》，其文如下:

          〔凡〕天子柔(建)之}}w(以)州，邦君}. c(建)之t }'}(以)捉，大夫里 (建)之弓(以)里，士(ta1.:;(建)之Iwa(以)室。凡天子七碟(世)，邦君五〔碟(世)，大夫〕三碟(世)，士二碟(世)。士象大夫之立(位)，身不个(免);大夫象邦君之立(位)，身不}r(免);邦君象天子之〔立(位)〕，身不个(免)。

    简文中的“像”，释为“设像”，所谓“士象大夫之位”者，谓士设象大夫之位。依楚简所记礼制，士祭先祖，设二像，倘若设三像，则属“士象大夫之位”，于礼已膺越，故“身不免”也。《天子建州》详细记载了“象”的礼制意义，由周代之“尸”到战国之“象”的礼制转型得以确证，这对于楚辞、楚简以及古代礼制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战国时期仍然重视丧礼。《史记.秦本纪》载:“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尊唐八子为唐太后，而合其葬于先王，韩王衰续入吊祠，诸侯皆使其相来吊祠，视丧事。”唐八子为孝文王母，先于秦昭王去世，昭襄王去世之后，以唐太后和秦昭王合葬，韩王与诸侯皆来吊祠。一方面是因为秦昭襄王时，韩王兵败入朝，俯首称臣，不得不行臣礼，另一方面，诸侯都来吊祠，说明当时诸侯国君重视丧礼。战国时期，不仅国君重视丧礼，一般官僚同样重视丧葬礼仪，从各地发掘的战国墓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点。在战国墓葬中出土的一些遣策，其简文常常详细的记载了治丧时所用的车马兵甲以及膊赠者的官职、姓名和膊赠的物品。如曾侯乙墓出土的遣策及包山楚简中的一些遣策，就记录了当时的一些有关馈赠车辆的情况。曾侯乙墓遣策中记载的车马膊赠者“除王和太子外，既有鲁阳公、阳城君等楚国封君，又有不少人冠以楚国官名，例如令尹、左尹、右尹、大工尹和宫厩尹等。宫厩尹还是御车者中的一个”。可以看出这种膊赠不仅是诸侯之间的助丧，还有臣子对国君的助丧。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中的遣册部分记录了墓主人邸霭君助丧人的名字、官职及所赠的物品。赠物助丧的官员有:“集腹尹”、“集精尹、“宰尹，’集尹墨，，、“阳令，’小司马返'，等，有邸踢君的同姓，如“番之里人”，还有无官职的人，如“宋检”等。赠送的物品有“集腹尹拐一击物，齿献，翠涯口口”;赠物中以车辆为主，并详细记有车上的部件、饰物的名称和质地。

    这时墓葬制度较春秋时期有了很大的变化。春秋时期尚有严格的墓葬等级制。

如春秋时期的貌国墓地，其出土的青铜礼器就体现出严格的列鼎制度。掳国太子墓出土七鼎、六篡、六扁、十车、二十马;卿一级的墓葬中出土五鼎、四篡、四扁、五车、十马;大夫一级的出土三鼎四篡;士一级的出土一鼎或二鼎。另外还有庶人一级的，大多五青铜礼器。而战国时期，随着周王室地位的日益衰落，各诸侯国随意膺越礼制，出现了一些大墓，如中山国王陵。不仅墓葬的规格可以堪比春秋时期的王陵，还出现了陪葬器物有九鼎八篡的现象，如曾侯乙墓。这一时期墓葬的外观也开始有了变化。古时的墓葬是“不树不封”的(((易·系辞传》)。孔丘把父母亲合葬于防，他说“古也墓而不坟”，只是因为他经常在外游历，为了便于识别，“于是封之，崇四尺”(《礼记·檀弓》)。到战国时代，一般墓葬都堆成高丘，或种有树木。秦国商鞍变法，规定“其官级一等，其墓树级一树”(((商君书·境内篇》)。大体上爵位等级越高，墓的丘陵就筑的越高，种树也越多。因此，战国时赵萧侯、、/秦惠王、秦武王、秦孝文王的墓开始称“陵”。从此帝王的墓就一概称为“陵”了。

    这一时期，一方面人们相信祖先神仍具有保佑功能，人们重视祭祀和丧葬;另一方面，在祈求祖先神保佑的同时，还祈求其他神抵保佑。天神系统渐趋发达。出现了一些新的神抵，神抵数目增多，祭祀天神及其他神灵的例子增多。相对而言，与西周春秋时期相比，在人们心目中祖先神的地位下降了，很多人开始不相信鬼神了。

      《墨子·明鬼下》:“鬼神之明，不可为幽间广泽，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罚，不可为富贵众强，勇力强武，坚甲利兵，鬼神之罚必胜之。”在这里，墨子进一步强调了鬼神的威力很强大，不仅具有保佑的功能，还能赏善罚暴，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祖先神的崇拜呈现出衰落的趋势，已有很多人不相信鬼神了，因此墨子才强调鬼神能赏善罚暴，正如《墨子·明鬼下》所指出的“执无鬼”者，他们坚决否认鬼神的存在了。《明鬼下》云:“今执无鬼者曰:鬼神者，固无有。”说明那些坚持鬼神不存在的人认为鬼神是本来就不存在的。这是因为，西周晚期以来，人们经过了多次的祈祷，一些人逐渐认识到鬼神对事情的发展并不起作用，于是会出现不信鬼神、不予祭祀或改祭其他神灵的情况。到战国时期，这种现象就非常普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