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在唐代的兴盛，让文人人主政坛，更无形中提升文人的社会地位。而同时代的鬼神信仰风俗盛行于整个社会，普及于民间，所谓举头三尺有神灵。唐代社会随处可见神灵崇拜现象、活动，从泰山神、华山神、土地与城隆等各种自然神，到二郎神、紫姑神等人格神，林林总总的各路神仙都为民众所信仰和祭祀，而唐代还魂故事极多，民间鬼魂信仰十分普遍，可以说在唐代真实的社会生活之外，还存在着一个虚幻的神灵、鬼怪世界。

    广泛的神灵信仰，使得人与神的沟通成为信仰者所趋奉的必不可少的途径。这一途径除了表现在由巫师、祭祀者等举行的众多崇神拜神活动外，官方也参与到这一活动中来。作为父母官，掌管一方百姓的祸福，在发生天灾一类人力难及的事情时，也会参与到祈祷、祈福一类活动中，比如祈雨等行为。祈求过程中，重要的一项，即是人们将宣读祈求内容的文章，用以察告神灵。比如祈雨文、摊赋等文体就是此类。

    在祭祀活动中，用语言沟通神灵自古有之，源于远古的语言崇拜观念。语言可以作用于鬼神，自先秦以来祭祀之时所念咒语就是这一观念的反映，到唐代，文学繁荣，文学的社会功能极大地普及化，文学成为社会所崇拜的对象，文字有着被神秘化及权威化的倾向，从而自然地担当起沟通神灵的媒介，文能通神成为一种信仰，在当时，此种信仰推演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习气。

    在其时，文人也深信文字的这种通神功能，成为创作此类沟通神灵的文学作品的主力}ys。柳宗元《诉璃文》:“零陵城西有璃，室于江。法曹史唐登浴其涯。嫡牵以人。一夕，浮水上。吾闻凡山川必有神司之，抑有是耶?于是作《诉璃》，投之江曰……”正是因为有着文可以通神的思想观念，柳宗元才撰写《诉嫡》，并将文章直接投江水中，当作可以和神灵沟通的媒介。

    ((龙城录·龙城无妖邪之怪》:“柳州旧有鬼名五通，余始到，不之信。一日因发筐易衣，尽为灰烬。余乃为文蘸诉于帝，帝恳我心，遂尔龙城绝妖邪之怪，而庶士亦得以宁也。”也说明的是同样的事情，这里是以文向帝祈求灭怪，而得到帝的回应，可见人们相信文字所表达的信息能够传达给神灵。唐代散文作品中，基于文字通神之信仰而创作的祭祀类作品，如《祭江祈晴文》、((祭浙江文》等类散文超过以往诸朝，《全唐文》中所存就达50篇以上，此外还有《祭鳄鱼文》、《逐毕方文》等用文字向异类表达驱逐信息之类的作品也不少见。

    社会形成崇拜文学的风气，文字在具有这样一个浓厚的宗教信仰的性质之下，成为上通神灵，下接冥界的有效信息载体，这是墓志作为墓主进人冥界的身份说明书之功用的信仰基础。正是有了这一信仰，迎合人们希望将此生的荣华与功勋等带人阴间，继续保持与延续这一等级与身份的心理需求，于是墓志便担当起墓主由人世间进人冥界异域的身份信息载体的重任，成为沟通阴阳二界的重要媒介，这一功用区别于其他实用性器具随葬品，使墓志成为随葬品中最重要的墓主进人冥界的信息载体。作为现世坐享富贵之士的墓主，希望以此确保在异域继续享受现世之荣华，而若是此生并不富贵者，亦可指望所记今生之所为，合礼并行善，应有功业之享。当然此点分析是建立在唐代有墓志随葬者，最基本的都是稍有身份之人士的基础上，出土与传世文献均可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