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的墓葬壁画带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题材基本都是有关契丹民族的生产、生活及其风俗习惯的,描绘内容丰富,具有情景性与写实性。在库伦辽墓墓葬群中,墓道壁画中的人物穿戴基本都是契丹服饰,并没有非常严格的等级区分,人物多是用来烘托表现热闹的气氛,在场景中没有特别突出描绘的重点。契丹民族作为游牧民族对马匹的喜爱自然溢于言表,墓道中壁画一般的表现方式分为南北两壁,场景内容不同。一壁以马匹和人群为描绘中心,大量的墓道壁画中都少不了马匹的形象,契丹人以马为富因此契丹人对马的描写与中原汉族有巨大的区别。辽墓壁画在创作时对马匹的形态描绘十分鲜活具体。在一号墓中南北壁的马匹绘画技法基本一致,在其他几座墓葬中马匹的描绘方式也十分相近。这可以说明在辽代晚期时,辽墓的壁画中对马匹的画法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固定方式。而画家在描绘这些人和马匹的壁画时也使用了不同的组合方式以穿插贯穿整幅壁画。这也是辽墓壁画最突出的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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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壁则是以车驼形象为主。《魏书·契丹传》记北魏太和三年(479)契丹酋长勿于“率其部落车三千乘,众万余口,驱徙杂畜,求人内附。”说明契丹在北魏时已拥有大量的车。契丹在唐代开元天宝之前已经使用奚车。可见车对契丹民族来说是也是一种标志性的存在,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交通工具而且十分具有民族特色。契丹的车有国舆和汉舆两种,目前考古未发现汉舆图像。契丹国舆有四种:包括毡车、大车、小车和用驼驾的车。对现存辽墓壁画中的图像进行归纳,车型约分为三类,即毡车、轿形车和附加凉棚车⑨。在库伦一号、二号和八号墓中都出现了契丹人牵着双骆驼和一辆车的情形。人物的动势刻画生动,画面安排布局合理,构图完整。在契丹墓葬壁画中,墓主人的地位可以根据出现的车驼的形制得到体现。契丹民族中视骆驼为珍视之物,由于数量稀少只能为贵族所用。骆驼和车马是契丹人生活中广泛应用的交通工具,非常适合其常年游牧的生活。这也是契丹民族与汉族人生活的最大区别,也是其生活中最具有特色的标志之一,是其身份的象征也是民族标志。因此在其墓道的壁画中用骆驼取代了中原汉族墓葬壁画中的牛的形象。
在与中原汉族不断的往来中,一些汉族的丧葬观念也深刻地影响了契丹民族,他们希望将生前所爱描绘在墓葬中,使死后可以继续享受生前的生活。在库伦的一号、二号、六号和七号墓道中都描绘了山川林木。这些景色的出现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卜文所述,出于构图原因,需要连贯的衔接墓道中壁画的各组成部分,使画面空间感更强烈,画面内容更加丰富,具有活力;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死后生活的希冀。库伦辽墓壁画中流水很少,更多的是以兽作为替代,在一号墓中出现的野猪与四号墓中出现的鹿都描绘了契丹贵族狩猎的场景。狩猎是契丹民族生活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辽建国后契丹民族开始定居,狩猎则成为了民族风俗的特征被保留下来。这些壁画所描绘的狩猎场面正是贵族们生前生活的写实表现,不仅可以从中探寻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也是对游牧民族生活的记录,为研究辽代契丹民族的生活和风俗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同时,辽墓中的壁画对山川林木的表现方式与中原汉族墓葬壁画的风格的不同,也为辽代美术史的研究提供了具体的实物图像资料。
综卜可见,库伦辽墓的墓道壁画基本卜反映了辽代的绘画风格和艺术特征,其整体风格古朴简约,画面构图完整,疏密有致,整体空间感强烈,线条粗犷,彩绘多为平涂法。多用写实手法描绘了大量的游牧民族特有的生活场景,对马驼等物象描绘也进行了精心的艺术处理,辽代墓葬壁画在长期的发展和演变中逐渐发展成可以用简单的线条使所描绘之物形神兼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