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不惟帝王厚葬，诸侯王、大臣等也多仿此，甚至民间亦是如此。到东汉时期，统治者逐渐认识到厚葬的弊端，于是频频下诏，严加切责，禁止长丧厚葬。

    根据《后汉书》记载:建武七年春正月丙申诏日:“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至于富者奢僧偕，贫者单财，法令不能禁，礼义不能止，仓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梯弟薄葬送终之义。”‘日明帝永平十二年，诏曰:“昔曾、闺奉亲，竭欢致养;仲尼葬子，有棺无撑。丧贵致哀，礼存宁俭。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糜破积世之业，以供终朝之费，子孙饥寒，绝命于此，岂祖考之意哉，又车服制度，态极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众。有司其申明科禁，宜于今者宣下郡国。”和帝永元十一年七月，诏曰:“吏逾偕，厚死伤生，是以旧令节之制度。顷者贵戚近亲，百僚师尹，莫肯率从，有司不举，怠放日甚。其在位犯者，当先举正。市道小民，但且申明宪纲，勿因科令，加虐赢弱。”

    诏书切责越急越频繁，越说明当时厚葬之风越严重，同时也越说明当时厚葬之风到了“律令不能止”的地步。这种“视死如事生”“长丧久葬”的厚葬风，也引起了当时学者士人的鄙视与讥讽。代表人物王符就曾著书以讥当时，号《潜夫论》，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撑，桐木为棺，葛采为缄。中世以后，转用揪梓槐柏柱糯之属，各因方土，裁用胶漆。今者京师贵戚，必欲江南糯梓豫章之木，伐之高山，引之穷谷，入海乘淮，逆河溯洛。古者墓而不坟，中世坟而不崇。文帝葬芷阳，明帝葬洛南，皆不减珠宝，不起山陵，墓虽卑而德最高。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镂玉匣，糯梓枢梢，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家，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昔晋灵公多赋以雕墙，《春秋》以为不君;华元、乐举厚葬文公，君子以为不臣。况于群司士庶，乃可偕侈过天道乎?”

    在这种厚葬之风的影响下，一些文人学者积极推进薄葬观，也得到了一些先进分子的支持与实践。这对于当时的社会而言，无疑是一项巨大的进步，也为后世薄葬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