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的功能不仅是作为转化死者的媒介,而且还是增强社会群体凝聚力的工具。④杨庆荃在有关中国宗教的研究中指出,中国传统丧葬仪式最为重要的功能之一,是重申家族群体的凝聚与团结。在中国天主教仪式指南中,家庭内部的角色—孝子—被清楚地加以肯定。“孝子”是表演特定礼仪活动的一个特殊群体。当孝子履行他们的特定礼仪角色时,仪式就具备了一种凝聚家族近亲成员之间情感联系的巨大力量。
这种对团结与凝聚的强调,是以某些特定的礼仪活动作为媒介的。一个例子是礼仪性的哭泣,这在许多文化中都很普遍。不管哭泣是否出于真心,它都是一种群体凝聚与团结的证明,是一种对失去了一位群体成员表示关心的方式。根据参与者社会地位或者角色的不同,这种礼仪性的哀哭重建或者创造出一种新的情感联系。那些不哭的人,会被家族成员当成不仅是对死者,而且是对这个群体不忠。欧洲描述中国丧葬仪式的文献,经常会明确提到作为这些仪式的一项重要特征的号哭,还指出尔的过度哀伤,有时还将士绅“虚伪的眼泪”与中国天主教徒“真诚的泪水”进行对比。《临丧出殡仪式》也提到了哭泣。它被当作一种明确的礼仪,在A2和B7中被称作“举哀之礼”。例如,孝子要带领家中人号哭举哀(B11)。文本A规定哭泣应该“宜节不宜过伤”(A2)。天主教团体成员等外来吊唁者,也要这样举哀。在欧洲,哭泣也是葬礼的一部分;但指南中提到的举哀之“礼”,欧洲指定性中是没有的,这一事实说明了哀哭在中国被赋予的特殊重要意义。
杨庆塑进一步指出,家族群体得以巩固,不单是通过守丧者展示性的举动,还通过重申与亲族之外更广的社会圈子的关系,以及重新证明家族在社会中的地位。这是巩固遇丧家族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的一种努力。《临丧出殡仪式》显示,履行这种职能的礼仪活动,在向亲戚们发出讣文的那一刻就开始了(B22,B3):讣文不仅向他们通知丧事,还邀请他们参加送葬和丧宴。对亲友的招集,以及招来的亲友群体的规模,显示了这个家族的社会和经济地位。⑤这种社会功能还在觉七那天组织的宴会,以及七一七之日孝子出街谢客中表现出来(B19)。指南是一份关于仪式程序的文本,因此较少关注诸如赴宴、备办食物和社会交际之类的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招待客人不是葬礼的一个重要方面。另一种重申家族地位的方式,是在送葬仪式中对家族财富和影响力的展示。
群体的凝聚力不仅影响到家族,而且涉及天主教团体。在传统中国葬礼中,庞大的专家(司仪、乐师、抬棺者、僧侣)和非专家团体,参与者人数众多。然而非常重要的是,在《临丧出殡仪式》中天主教团体是作为一个集体而被提及的。一项主要的特殊任务—念诵某些特定的祷文,把天主教团体自身与死者家族,以及亲戚群体区分开来。在某些地点不允许表演某些仪式,通过这种做法,天主教团体也将自己和其他群体区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