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祖先血脉为重要组织原则的文化中，葬礼是一种位居中心的仪式。同样，有很多历史著作和民族志试图调查丧葬仪式，尤其是中国人的葬礼。在此要将这类研究进行概括几乎不太可能，但是它们的主要特点基本相似:首先，在中国文化里，葬礼并不结束活人与死人的关系。他们是一种交换关系，活人履行死人的义务，偿还死者生前欠下的人情债rn在孔子谈论孝道，或者佛教发展出给父母报恩的概念之前，中国人似乎就已经有了对祖先义务的概念。甚至考古学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1500年的商代，就有了给死者献祭的陪葬品。
显然，把哲学与宗教附属品增加到中国文化的核心里，产生出新的论据，可以明确地表达活人与死者之间的交换价值。儒家提倡“生者有为死者尽孝道的义务”，中国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报”和仁厚的观念所产生的长久债务阁。在古代中国，人死不等于债务一笔勾销，这种观念已经深人人心。死者的亡灵若没有照顾好，就可能“挨饥受饿”，甚至为生者带来麻烦事。然而，儒家思想并未详细阐述地狱的具体概念。在儒家传统里，也没有“地狱”的说法。实际上，“人死之后要去的地方仍然很模糊’。另外，儒家思想也没有具体说明如何照料死者，才可能赎清罪孽。
佛教不仅认为葬礼可以回报父母，尤其是母亲对儿女的养育之恩，而且要求那些训练有素的中介来提供援助。在中国，由于来世要进人地狱接受惩罚的概念深人人心，如果死者要避免受苦，就需要佛教僧侣的介人。另外，到了宋代，佛教对死者亡灵的超度，不仅补充了先前报恩的概念，而且吸收了道家的丧葬仪轨，强调对亡灵的召唤，并对亡灵加以改造与拯救It叱
同样，汉族的丧葬仪式包含了一种“杂合”的特征。这些丧葬仪式涵盖了儒家报恩的思想，以及佛教有关拯救和重生的观念。但是，葬礼也要利用“阴阳的观念，时间、地点和活动都分吉与忌，这些与巫师及风水先生有着模糊的关系;还有对本地孤魂野鬼的安抚，不过往往被佛教与道教改变成了死者宿命的观念。”
在中国人葬礼中，生者与死者之间交换的动机来源各种各样。一方面，对于死者必然会有负债的感情fl，因为他们毕生为后裔子孙操劳。然而，从儒家的观念来看，强调父母的爱，可能会产生强烈的感情，这可以通过举办“奢华的葬礼”来部分地表达，并“通过自我献身的行为，帮助消除悲哀，为自我否定提供机会”。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中。对于仪式与情感的关系，本身就有很大的争辩。最初强调仪式可以疏通情感，到了明代后期，这种观点逐渐让位于新的观念，认为仪式是情感的真实表达，葬礼体现了一种真正的优伤情绪。
另一方面，对家庭成员，尤其是父母的死亡，葬礼不可避免要唤起人们强烈的感情.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何中国人对于佛教提出报答父母恩情会热烈响应。儒家有关孝道的话语体系，主要关心父子之间的关系，但儿子对于母亲的感情往往会比对父亲的感情更强烈。佛教僧侣介人葬礼提供的服务，可以消除母亲生育儿女的不洁和性别上的罪草，因而有强烈的情感诉求。虽然有学者认为，在葬礼上父系连结比母系连结表现得更加明显，对母亲的强烈情感可能也会强化父系的连结。正如沃尔夫所言网，儿子新娶媳妇，往往会被家庭其他成员看作对男系亲属家庭的潜在分裂，使儿子不再顺从父母，不顾惜整个家庭和家族的团结。相反，对于母亲的依恋，有助于已婚的儿子始终在几代同堂的家庭中生活。
因此，将父母尤其是母亲从地狱拯救出来的情感最具吸引力，是佛教丧葬仪式在中国广为传播的原因。“目连救母”的故事在客家地区广为流传，往往在葬礼上由和尚扮演，这是对母亲强烈情感的暗示。木莲是一个大孝子，为了拯救母亲甘愿下地狱，不过若没有按照僧侣的建议，举行一年一度的仪式供奉祖先七代，他就没有办法成功救出自己的母亲p31
要将父母亲从阴间拯救出来，除了要使用胡萝卜，还要一根棍子，这表明佛教思想已经深人到汉族葬礼之中。因为，人们担心那些没有履行死者义务的人会受到惩罚。在佛教徒看来，这种惩罚会在阴间地狱发生。但在俗文化中，也会担心这辈子遭遇报应。背负债务的感觉胜过害怕遭报应的感觉，似乎随着历史和地理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尽管在中国人的葬礼中，还债和尽孝道的内化感情很重要，但毫无疑问给祖先还债没有强制性义务，而是想要让他们来世不再受苦，甚至是害怕他们回来报复自己。同样在中国，活人为死者操办奢华的葬礼，可以肯定他自身的社会地位，这种观念有其悠久的历史。民族志材料表明，宗族之间竞争时，往往要看谁有能力操办奢华的葬礼，而身份低下的穷人自然没有能力操办奢华的葬礼。在后集体化时代，由于农村社区经济能力分化，有学者认为乡下农民的葬礼具有了炫耀经济能力的功能f}气
葬礼对于社会地位竞争的重要性，导致一些分析人士判定‘·矫正’，后的葬礼程序比“正统”的仪式更重要(w81.9011}1988:4)。沃森认为谈到中国人的葬礼时，观众的问题异常复杂。谁来判断仪式表演的有效性?是死者?还是社区?抑或是上天、祖先或阎罗王?或者就是仪式表演者自己?大部分村民都很清楚，邻居与亲戚代表了普通的社区。合适的仪式表演—应该有专业人员、送葬者和社区成员—这是每个人都最关心的事。这和参与者的内心状态，个人信仰和素质都有关系。
但是，何谓“得体的程序”?这个问题涉及到国家—社会的关系。几百年来，许多历史学者坚持儒家典籍确定佛教仪轨是非正统的问。然而，很明显，由于佛教仪轨在民间广为流传，儒家严格的思想观念已经不可能执行，即使在文人中也是如此。宋代，文人墨客与官僚士大夫普遍支持掺杂了佛教与道教的丧葬仪式。之后，到了明末清初，乡绅阶层试图利用家庭仪轨的范本，恢复单纯的儒家葬礼，这得到了新儒学倡导者朱熹的肯定。历史学家布鲁克对提倡纯儒家葬礼作了解释，认为这是士绅阶层面对商业化和不依赖土地的新富裕阶层，出于巩固宗族和乡村旧秩序的需要。佛教式的葬礼强调单个家庭的内部连接，而儒家丧葬礼仪强调宗族的整合。
布鲁克认为，即使是大多数士绅阶层在提倡抛弃佛教式的葬礼时，其他的乡绅阶层却还在自己的生活实践中，使用掺杂了佛教与儒家的丧葬仪式。此外，对于其他多个阶层的人来讲，操办丧事时佛教僧侣的法事异常重要，这包括了农民、商人，甚至是那些没有士绅头衔的地主。
在毛泽东时代，解放前实行的丧葬仪式有许多成分被禁止，国家推广世俗的纪念追悼形式，认为原来的葬礼对于社会和个人来讲都是浪费。个人所在的单位组织开追悼会成了千篇一律的形式。尽管20世纪50年代还容许农村举办传统的丧葬仪式，但到了1966-1969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几乎将原有的丧葬礼仪全部扫地出门，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即使是农村地区亦是如此。此时，“破四旧”的标语满天飞，供奉祖宗排位的祠堂和神像被砸得粉碎，主持仪轨的神职人员也得金盆洗手。当时的政治运动将反对封建迷信视为阶级斗争的必要形式。任柯安研究了中国北方的一个村庄，并说“村民被迫实行火葬，不允许土葬，禁止哭丧、赠送礼品、磕头和同一阶级内部的人参加。
1976年毛泽东逝世，紧接着1978年改革开放，很快就允许农村地区恢复传统的仪式。这种对传统的恢复，包括了研究过程和寻找以前仪式的残屑，以及将想象的新方式加人到以前的仪式中，通常会改变或加人全新的成分。在刘新研究的华北村落里，当地有关仪式的话语呈现的特征是不一致和矛盾冲突。刘新认为这是因为当地缺乏“占优势的地方权威”，比如以前的士绅或毛泽东时代的老干部，对于过去的仪式“只保留了模糊不清的意思”
同样，在当代农村的社区中，何谓“得体的程序”，对于任何特定的社区来说，往往并非非常清楚明了的事情。重新恢复的传统仪式就是“得体的程序”吗?村民按照国家倡导的世俗纪念仪式，或者采纳地方社区恢复的“传统”仪式，就是得体合适的程序吗?村民们实际上强调丧事过程，胜过支撑丧事的思想和情感.这在任何时候都对吗?
在城市，现在仍盛行世俗的纪念仪式，尽管仪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但不变的主题是要照料好死者。怀特注意到由于城市不允许土葬，都市居民更关心的是死者的骨灰能否有一个合适的安放点，能够让亲人在死者的周年纪念日和清明节时前去祭奠。怀特的调查表明，传统的丧葬仪式与教正的葬礼一样，即使在程序发生变化之后，其意识形态的方向依然存续。
接下来笔者要分析月影塘村民的丧葬仪式，进而讨论思想意识与程序问题，以及身份与记忆的相互作用。首先，笔者会对在月影塘观察到的葬礼进行概括。在1995到1996年间，笔者在这个村子亲眼看见过四次葬礼，另外还有两次葬礼，是委托别人拍摄的录影带。尽管这两次录影带记录的葬礼没有按照标准的程序进行，但并没有特别地与众不同，尤其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笔者在月影塘调查期间，还有幸看到了通过录影带记录、在邻村举行的葬礼。
在离开月影塘时，笔者给房东夫妇留下了一笔钱，请他们记录一些完整的丧葬仪式，大约在19%年得五月份，他们拍摄到了一次葬礼。1997年夏季笔者返回月影塘时，看到了录影带里记录的宋玲大舅的葬礼，这是头一年冬天发生的事情。这些录影带是非常宝贵的资料。在其他社区调查时，笔者多次将录影带播放给群众观看，并向他们询问仪式中的细节。笔者主要求助于月影塘的村民，才能理解自己所看到的事情:笔者的主要兴趣是观察他们的丧葬仪式。笔者对丧葬仪式的兴趣可能会引导他们尽量讲述这方面的事情，但是毫无疑问村民同样会关注诸如婚丧嫁娶等生命周期中重要大事的规模与质量。甚至在我没有特别指定谈话内容时，村民还会告诉我当地的一些闲言碎语，但是婚丧仪式往往是必谈的话题。
笔者还与普通村民闲聊，访问佛教僧侣，并翻阅一些记载客家人丧葬习俗的书面材料，特别是那些与象征符号有关的文献，对笔者而言几乎都是新东西。然而，笔者只能将自己在月影塘看到的葬礼加以概括。如果某位专家或学者提到了葬礼的特殊细节，但在月影塘村民那里并没有实行，就不囊括进去。笔者不想描述一场特殊的葬礼，而是想概括葬礼中最标准的组成部分，因为月影塘举行的葬礼几乎都是按照同一个模板里出来的格式。
在正式呈现葬礼格式之前，需要界定两个术语。当月影塘村民谈到葬礼时，必定会区分出两大类:其一，请和尚来帮忙，让亡灵顺利经过阴间，这在葬礼中称为“做好事”，这意味着为死者举行宗教超度仪式;其二，世俗的葬礼称为“追悼会”。在本文中，“传统”或“习惯性”的做法指的是恢复过的宗教仪式，包括佛教徒和对鬼魂命运的关注。当然，这些术语并不表明丧葬仪式已经完全恢复到了解放前的情形，没有任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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