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与其他法律问题相比较而言，我国学界对于宗教法概念的研究成果非常有限，但也在一定范围内受到法律史学界、法理学界、宗教学界、世界历史学界和实务界的高度重视，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对宗教法概念进行了或显或隐的界定与讨论。法律史学的相关研究尽可能地从中国语境实际情况去理解和界定该范踌的新内涵;宗教学的研究更加关怀社会的现实需要，希望国家制定保护宗教信仰权利的宗教法(religion law );而外国法制史学和法理学视角的研究则以西方语境为基础展开探讨，希望能够从西方宗教法(religious law)的研究中获得借鉴，而可能导致时空与语境的错位。整体而言，学界目前的相关研究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缺乏整体性的跨学科的审视和检讨，更缺少对西方新的研究领域法律与宗教(law and religion)的相关研究成果的系统译介与反思，尤其是对新的宗教法(religion law)概念的相关研究成果关注不够。

    今天，中西方所面临的问题极为相似。这种相似性实际上从明清时期即已开始。在近代中国的前夜，统一中国社会中的文化多元及其产生的张力已经显露。藏传佛教文化在蒙藏地区迅速传布，对西部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多面的影响;而伊斯兰教文化在清朝中期中外文化交流扩大的影响下，于中国西北地区也充满勃勃生机，新的教派不断产生，对当时中国的民族关系、政教关系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为调整这些相关的社会关系，清政府一方面主动制定诸如金瓶掣签之类的宗教法(religion law)，另一方面因为疏于调查和研究伊斯兰教文化发展的现状，对与伊斯兰教相关的复杂、丰富的的社会关系法律调整失当，甚至严重错误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中国，学界将绝大部分精力集中于零碎的考据，只有龚自珍等极少数人将有限的眼光与精力放于西部地区潜藏着复杂问题的社会之上，而政界则极不情愿地、僵化地应对新出现的与宗教有关的社会问题。但此时的西方学界已经孕育出现代的宗教学学科。时代虽已不同，但古今面临的问题何其相似。中国西部的宗教社会关系发展至今日，在一定程度上被恐怖主义、分离主义所利用，与主权问题、群体性事件相勾连，成为新时代面临的复杂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不是用遮遮掩掩或视而不见的方式所能解决。当下的问题需要在学术范围内进行广泛的交流和讨论，通过交流产生创新和共识。法学学术研究也只有通过创新才能引领社会问题的解决，而不是做事后亡羊补牢式的论证说明。这些类似的问题也迫使西方学界不得不作出回应，即在继续研究西方传统宗教法( religious law)的同时，开始关注西方国家法中的宗教因素，探讨诸如“religion law”概念的内涵、国家法与非基督宗教规范的衔接等问题。比较而言，中国在社会与法制转型背景之下，我们所面临的宗教社会关系问题远较西方国家复杂。故而，宗教法概念的界定和研究须慎之又慎，不能脱离中国语境对西方概念进行简单的嫁接，既不能抽去宗教法中的国家要素，也不能抽去宗教法中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要素。祛除了其中的国家要素，宗教法将显得软弱无力;排除了其中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要素，宗教法将失去自己的灵魂;忽视对宗教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宗教法将失去实现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具体路径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