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资料表明,古代陵墓墓道的发展并非一成不变的。随着文明的不断进步,墓道的数量、规格、主墓道方向都出现制度化设计,墓道形式的复杂化不仅仅是出于高等级贵族墓因为体量大考虑施工效率的需要,而是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
从最新的研究成果来看,晚商与西周时期的四条墓道大墓,并非只有王才能享用,但确为王墓规制!。王爱和认为,商周时期最高等级统治者使用的“亚”字形大墓,体现了“四方—中心”的宇宙观念。与之具有相同含义的“亚”字形徽标图案,在青铜器、族徽上也曾出现!。人们相信,最高统治者(王)是主宰宇宙(天、帝、上帝)的统治者在人间的合法代理人,他通过祭祀祖先、或以祖先为配祭对象的方式祭祀上帝,得以与“天”沟通,从而达到垄断神权的目的,是王在大地上执政合法性的来源。“王”成为集治权与神权为一体的化身,也是王能直接管理地区之外四面八方的代表,四方在政治地理体系中被定位在边缘地带的异族政权,由他们如卫星般护卫王及其政权。这样的认识表现在墓葬上,即墓室为统治的中心,四条墓道联通政治地域上的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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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礼崩乐坏”的社会大背景下,春秋战国时期,墓道使用的等级制度已不严格,四条墓道的王权象征地位已经发生了动摇,但与中原文化不尽相同的楚墓则别具一格,显示出了浓厚的地域特色。但到了战国后期,秦国国君墓地开始出现亚字形大墓,其后的西汉皇帝陵墓也是四条墓道。可见随着帝国时期社会治理体系的稳定,王权的集中使得墓道数量多寡的象征意义又逐步确立。
与商周重视身份等级的四条墓道不同,墓葬东向一直都是秦始皇陵和西汉帝陵的基本特点。先秦以来的崇东礼制1661不仅在秦汉帝陵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在日常的生活中也处处得到尊重。鸿门宴时几位赴宴者的座次上即显示尚东习俗,“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
然而东汉帝陵一改此前的东西朝向,一条南向的墓道显得极为重要。诸多葬仪诸如“上陵礼”等都是围绕南墓道展开的,这与西汉帝陵的东向形成了明显的差别。南向的这一现象,在西汉晚期的陵园方向上就早有体现[[67],它与汉长安城南北向轴线的形成密切相关。汉长安城朝向的变化,始于王莽在南郊设计和修建国家祭祀礼制建筑,并因此逐渐形成了南向理念。先秦时儒家认可“是故圣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和“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68J的观念,王莽时期的儒生们将自然环境下的面南和南向结合起来,以儒学典籍为参考依据,形成汉文明中的南向理念。南向理念不仅是哲学和政治学上正统的概念,同样也是自然选择和政治需求的完美结合,它不仅改变了汉长安城的朝向,同时也波及到了陵墓制度[69]。伴随着南向理念影响的深入,东汉之后都城、陵墓的南向化确立起来,至明清再未有变。
综上所述,王国时期的墓道及其诞生的使用制度,更多地是体现在墓主身份等级和中心四方宇宙观的表象上。及至战国时期,随着周天子影响力日渐衰微,列国僧越现象不断发展,战国晚期秦国率先开始使用四条墓道。至秦统一,在构建中央集权郡县制社会治理体系的同时,也整合了先秦以来的墓道使用规范,形成皇帝、皇后使用四条墓道、并以东墓道为主墓道的制度,直至西汉晚期。西汉晚期,随着汉文明体系中“南向”理念的确立与认可,东汉之后,除特殊情况,各时代均流行南向、单墓道的使用制度,墓道逐渐失去了原先的政治涵义,成为沟通地面和墓室的一条通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