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法律去改变习俗，无非会有三种结果。第一种是法律的力量大于习俗的力量，最终法律代替习俗控制社会，新的殡葬秩序建立;第二种是法律的力量小于习俗的力量，法律失效，习俗继续控制社会，旧的殡葬秩序仍然存在;第三种是法律的力量和习俗的力量均衡，法律与习俗对社会共同发挥作用，对社会进行着双重控制。在这种双重控制局面下，新的殡葬秩序建立，但是旧的殡葬秩序也未打破。目前，我国的殡葬改革就处于第三种结果，即法律和习俗对丧葬进行着双重控制。在这种双重控制局面下，法律和习俗受到社会上种种因素的影响，从而发生对立和冲突。殡葬执法所面临的基本困境也是对这种双重控制局面的反映。

                             浏河公墓,浏家港陵塔,浏家港皇家陵园, 

    其实，在殡葬执法的过程中，法律与习俗的背后分别隐含着两种不同的行为模式。法律代表的是国家，国家是主动的一方，而公民是被动的一方，因此法律的行为模式体现的是殡葬执法过程中的国家逻辑。通过研究官方材料中殡葬改革的意义，我们可以发现，国家进行殡葬改革的逻辑在于通过法律让国家权力渗透到殡葬中去，从而建立新的秩序，对社会全面监控和治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另外，也有人把殡葬改革看作是我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延续和发展，国家进行殡葬改革，用法律改变习俗的目的是塑造新的“政治人”一现代公民。但是归根结底，国家是按照“法律一改变人的行为一实现秩序”这样逻辑来进行的。

    习俗代表的则是公民，公民是主动方，国家是被动的一方，因此习俗背后体现的是殡葬执法过程中的公民逻辑。丧葬习俗作为一项非正式的社会规范，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它并不会因为法律的产生就走向灭亡，并迅速失去对社会的作用，反而它还会以一定的方式，公开或者秘密的存在于广大的民间，即使它所要求的行为以及其背后的价值观念与法律相冲突。费孝通先生对此有过精彩的论述，他谈到:“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丧葬习俗作为礼的一种，己经教化了无数代的中国人。因此，在殡葬执法过程中，人并非按照法律而是遵从习俗行事，只不过是一种基于自己经验之上的本能反应。而法律试图强制去改变这种本能反应时，也必然会遭遇抵抗。

    综上，国家和公民以两种不同的逻辑理解着殡葬改革，国家和公民对殡葬改革没有达成共识，他们分别按照自己的意志行走在不同的轨道上。对于国家而言，法律的目的实现殡葬秩序，建设现代化强国的组成部分;对于公民而言，法律违背他们的“本能”，是“欲加之罪”。因此，在现实的殡葬活动中便同时存在着两种社会机制。一种是国家依据的以现代化建设为目标的法律机制，一种是公民依据的维持传统的习俗机制。这两种机制共同的、持续地对殡葬进行着控制，从而形成了法律与习俗进行双重社会控制的殡葬秩序。在这种秩序下，我国的殡葬执法陷入了三种基本困境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