坟墓是埋葬死者的地方，中国古代习用土葬。新石器时代墓葬多为长方形或方形竖穴式土坑墓，地面无标志，随着社会的发展，埋葬死者的方式也开始发生变化。在我国挖掘的近万座原始社会墓葬中，其埋葬方向、方法有一定习惯，方向可分为面向日出、日落、高山、流水等十种，不同区域也各有不同。可见，它与地理观念、灵魂不灭观念有一定联系。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中曾发现不少巨大的墓穴，有的距地表深达10余米，并有大量奴隶殉葬和车、马等随葬。这时的陵墓，无有高大坟家，仍处于“墓”的时代。

                                浏河公墓,浏家港陵塔,皇家陵园,

    陵，本义为大土山，后为对帝陵的称谓。《辞海》注释陵园为“现泛指以陵墓为主的园。”《吕氏春秋·节丧》言古人之葬云:“葬浅则狐狸掘之，深则及于水泉。政凡葬必于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湿。”“陵”字成为称呼历代帝王坟墓的专用词。    战国时期陵墓开始形成巨大坟丘，设有固定陵区。秦始皇陵在陕西临憧县，规模巨大，封土很高，围绕陵丘设内外二城及享殿、石刻、陪葬墓等。其建筑规模对后世陵墓影响很大。汉代帝王陵墓多于陵侧建城邑，称为陵邑。唐代是中国陵墓建筑史上一个高潮，有的陵墓因山而筑，气势雄伟。由于帝王渴陵的需要，在陵园内设立了祭享殿堂，称为上宫;同时陵外设置斋戒、驻哗用的下宫。陵区内置陪葬墓，安葬诸王、公主、殡妃，乃至功臣、大将、命官。陵山前排列石人、石兽、胭楼等。北宋陵墓规模小于唐陵。南宋建都临安，仍拟还都汁梁，故帝王灵枢暂膺绍兴，称攒宫。元代帝王死后，葬于漠北起荤谷，按蒙古族习俗，平地埋葬，不设陵丘及地面建筑，因此至今陵址难寻。

    明代是中国陵墓建筑史上另一高潮。明代太祖孝陵在江苏省南京，其余各帝陵在北京昌平县天寿山，总称明十三陵。十三陵各陵都背山而建，在地面按轴线布置宝顶、方城、明楼、石五供、权星门、棱恩殿、棱恩门等一组建筑，在整个陵区前设置总神道，建石象生、碑亭、大红门、石牌坊等，造成肃穆庄严的气氛。清代陵墓，前期的永陵在辽宁新宾，福陵、昭陵在沈阳，其余陵墓建于河北遵化和易县，分别称为清东陵和清西陵。建筑布局和形制因袭明陵，建筑的雕饰风格更为华丽。

    陵墓是建筑、雕刻、绘画、自然环境融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其布局可概括为3种形式:①以陵山为主体的布局方式。以秦始皇陵为代表，其封土为覆斗状，周围建城垣，背衬骊山，轮廓简洁，气象巍峨，创造出纪念性气氛。②以神道贯串全局的轴线布局方式。这种布局重点强调正面神道。如唐代高宗乾陵，以山峰为陵山主体，前面布置网门、石象生、碑刻、华表等组成神道。神道前再建楼。借神道上起伏、开合的空间变化，衬托陵墓建筑的宏伟气魄。③建筑组群的布局方式。明清的陵墓都是选择群山环绕的封闭性环境作为陵区，将各帝陵协调地布置在一处。在神道上增设牌坊、大红门、碑亭等，建筑与环境密切结合在一起，创造出庄严肃穆的环境。可以看出，后两种是后世陵墓普遍采用的形式，而其陵体前所造成的序列空间对现代墓园影响颇大。

    在中国广大农村，受等级制影响，采用规制简单的家族墓地形式。这在于家族这个社会细胞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又在于家族富有“子子孙孙无穷尽也”的延伸性，能适应各种社会形态及家庭、家庭内部的种种变故。所有这些，是中国长期存在宗法制度和家族观念的集中反映。

    中国历史，浩浩上下五千年，地广疆辽，英杰俊才辈出。因此各地遍布名人豪杰之墓，即名人墓。以数朝古都北京为例，除帝王将相之墓外，不乏名人墓葬。略举如下:明李卓吾墓，在通县城北大悲林村;利玛窦墓及明清以来外国传教士墓地，位于阜成门外市委党校中央，埋有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明袁崇焕墓，在广渠门内;詹天佑墓，在八达岭长城下京张铁路关沟段青龙桥车站的詹天佑纪念馆内;梁启超家族墓，墓在香山卧佛寺，这块墓地的建设是由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设计建造，在梁启超墓的左侧有梁启超之弟梁其雄墓，右侧有梁启超子女梁思忠、梁思庄墓:齐白石墓，在白石桥北侧魏公村小区内;等等。

    其他各地名人墓葬，如孔子墓、武候祠墓、关帝墓、昭君墓、岳坟等，都是人们瞻仰、游览的风景佳地。如孔林就是一处知名度很高、吸引性很强的古墓旅游胜地，总面积7.8平方公里，比著名的曲阜城还大一倍半，是我国古代封建家族中最大的墓葬群。

    中国近百年屈辱革命史，无数先者鲜血尽洒，故各地有许多纪念园。如位在北京西郊温泉南显龙山的辛亥滦州革命先烈纪念园，是为纪念1912年1月3日在滦州起义中牺牲的烈士而建立的;长辛店二烈士墓，位在丰台长辛店公园内，为葛树贵、吴祯二烈士墓，墓用砖石水泥建成，墓前立有纪念碑;高君宇、石评梅墓，在陶然亭公园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