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晓江在研究中国传统生死观时，把魏晋时期着重列为一章，他认为魏晋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寻觅、求索人的自我价值”的一个时代。并且“魏晋在中国人生理论的发展历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地位和作用。”魏晋时期，社会战乱频发、社会动荡、死亡常见、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面对短暂的人生和必然将至的死亡，魏晋人士对先前的仁爱道德、羽化成仙等均产生了怀疑。面对惨剧和悲凉，他们借鉴道家生死哲学思想，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独到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智慧一一抛开外界的纷杂，从自身出发，独立于社会关系之外，寻求人生的幸福。

                       浏河公墓,浏家港陵塔,皇家陵园, 

      “在陶渊明的生死观中，始终存在一种生命与生活的二维紧张。”郑晓江以为，虽然陶渊明在生命与生活之间有紧张之处，但是陶渊明从内心出发，处理得当，值得当代人学习与思考。在生活中，陶渊明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陶渊明生在大将之门，祖上战功赫赫，懂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理;在生命层面又内蕴着道家思想:社会动荡、战乱频发，陶渊明虽走上仕途之路，但几经波折，终于厌倦官宦人生，意欲退隐。郑晓江以为，陶渊明归隐田园后的寻“乐”、求“真”，他放浪形骸、不为礼束、不愧于心，为的是在心灵上远离世俗气息的沾染，在内心世界找到自己的乐趣。其乐于山水，有回归自然之心，在其隐居生活中，处处透露出道家风范。陶渊明自辞官归隐，便对人生不再有追求，而是寄情于山水，顺遂自然造化，终老一生。这也是对道家死亡观的践履。这是郑晓江对陶渊明人生的总结，无论是生活、生命还是死亡，都透出道家思想对陶渊明生死观的影响。阮籍也有类似经历，为官在朝，心却不在朝。不能全身而退，便做到了“‘朝隐’、“道隐”，郑晓江认为这是乱世中保身的高明办法。郑晓江以为，阮籍懂得在保全自身的情况下实现自身的价值。他认识到:人不需要依靠社会、家庭来实现价值，人可以抛弃社会关系，其自身的存在便是价值的重要思想。这是以往时期没有过的，是魏晋人士在道家生死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和独特的社会背景之下所产生的智慧。阮籍在“自我生命觉醒”后，又发现生活应该充满美好，走向“感性生活的觉醒”:“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书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勿忘形骸”。既能保全自己，又能体会生活之乐趣。郑晓江认为阮籍处理好了生活和生命的紧张之处，十分赞同。

    李泽厚曾说，“儒家是从人际关系中来确定个体的价值，庄学则从摆脱人际关系来寻求个体的价值。所以，庄学在魏晋之际突然大流行，是很自然的事。”魏晋借着社会动荡的契机完成了人生觉醒的哲学思考。郑晓江认同其看法“在先秦至魏晋人生理论的发展演进过程中，大部分思想家是从客体的角度、从外在社会环境对人生的规范制约来寻觅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只有道家注意到主体自身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魏晋人生理论继承并弘扬了道家人生理论‘贵生’、‘保身’、‘全性’思想，注重从人自身的个性、情感、生命、意志方面去探究人的生存发展、人的价值与意义。”郑晓江认为，魏晋是个重情的时代，面对山河破碎、民不聊生，魏晋人士没有随着社会生活的崩塌而变得心胸狭隘、勾心斗角，而是真情流露，珍重人的生活、生命;魏晋是个智慧的时代，人们没有被社会的苦相所吓倒，而是展开了对人生、对死亡的思索;魏晋也是个觉醒的时代，魏晋人士“不是探究人怎样适应社会生活，而是探究人本来应该如何生活。”他们懂得了独立个人的价值，在生活中找寻自己的乐趣，追求人的幸福。

    郑晓江注意到了魏晋时期在中国传统生死哲学思想史中的重要意义和地位。他以陶渊明和阮籍两者为代表，向我们展示了魏晋人士生死智慧，以及魏晋人士作为独立个体，其价值的实现路径。魏晋人士具有注重个我发展，抛弃社会关系而生的思想，给现代人以人生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