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皇陵的营建始自元至正二十六年，朱元璋认为父母入葬“礼有未备”，但 “改葬，恐泄山川灵气”，于是“姑积上厚封，势若冈阜，树以名木，列以石人石兽，以备山陵之制”。

                               浏家港陵园,上海公墓

    结合“明皇陵遗址平面图”和“明皇陵兆域图”，可以清楚地发现，明皇陵的营建逻辑仍与唐陵相似，皆为三重陵墙，分别为陵宫、“神域”和人域三个部分。但因避免动上而未取因山为藏，而是堆上为陵，与汉陵(文帝霸陵除外)、唐献陵和宋代诸陵的陵体一致，但上堆之规制已大幅缩减。而其石像与石碑皆位于第二重陵墙即“神域”内，又唐代四像神兽命名四门的神域有所区别，其所开四门皆以城门、明楼命名，也并未直接在陵门上表征四相神兽所代天宫之义。明皇陵在整体上受元末明初礼制未备的社会环境所影响，呈现出鲜明的由唐宋陵寝至明清陵寝过渡阶段的风格。

    明皇陵还有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以南部高亢的凤阳山脉为靠，以北部凤凰山为朝山，以淮河为界止，与唐、宋诸陵的孤峰或平原上堆不同，这应是受到风水形势宗的影响。其二是礼仪残缺，主要体现在被动与主动两个方面:被动的残缺是由于明皇陵营建时墓主人早已入上，仅在原址增扩，所以没有皇家制度上的葬礼。主动的残缺是则是“日祭”的取消。这种主动的取消是在明代礼部官员非常了解汉、唐、宋祭陵礼仪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洪武八年(1375)十月，朱元璋与大臣考议陵寝祭礼时，

      “诏翰林院臣考议陵寝朔望节序祭祀礼。翰林学士乐韶凤等奏:谨按汉诸庙寝园，各有寝，有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后汉都洛阳以关西诸陵久远，但四时用特牲祀，每帝西幸即亲诣洛阳陵，每正月祀郊庙毕，以次上陵。唐园陵之制，皇祖以上至太祖陵，皆朔望上食，元日、冬至、寒食、伏腊社各一祭，皇考陵朔望及节祭，日进食，又荐新于诸陵。高宗永徽二年有司言:献陵三年之后，每朔望上食，其冬、夏二至，伏腊，清明社等节亦上食。显庆五年，太常博士彭景直上疏曰:近代始以朔望诸节，日祭于陵，唯汉时议，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等，陵旁立庙，园各有寝，有便殿，故日祭于寝，月祭于便殿。唐元宗开元二十三年四月，救献、昭、乾、定、桥、恭六陵朔望上食，冬至、寒食日各设一祭如节祭，与朔望相值，依节祭礼。宋每岁春秋仲月遣太常宗正卿朝拜祖宗诸陵。钦惟我朝祭祀皇陵旧仪，每岁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至日俱用大牢，遣官致祭，白塔二处则用少牢，中官行礼，今拟每岁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夏二至日用大牢，其伏腊社每月朔望日贝}{用特羊祠祭署官行礼如节，与朔望伏腊社同日，则用节礼从之。就全面讨论了汉代、唐代和宋代的祭陵时节。唐陵上下宫问题尚存争议，尚且不论，宋代陵区分设的上、下二宫，上宫即陵体与献殿所在的区域，下官即是以寝殿为主体建筑的寝宫区。献殿为一年数次享献大礼的场所，寝殿则有守陵宫人每日上食洒扫，所谓“日祭于寝”。除了日常的供奉祭食活动以外，皇家各种祭享活动亦在下宫寝殿进行。而明皇陵规制，在陵寝祭祀活动中革除了宫人守陵及日常供奉的内容，保留并加强了陵寝祭祀活动中“祭礼”的成分，将上、下二宫的祭礼和日祭功能合并于一处，集上宫献殿与下宫寝殿之功能于棱恩殿一身。所以明皇陵礼仪上“主动的残缺”是相对于宋代的上下宫制度而言的，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当时人们灵魂观念改变的结果。这两方面的残缺深刻影响了明皇陵规制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