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葬，又称“改葬”，“改膺”、“迁膺”，最早可见于《周礼·地官·媒氏》所载“禁迁葬者与嫁荡者”，对此，汉代经学家郑玄指出，“迁葬，谓生时非夫妇;死既葬，迁之使相从也”，最初“迁葬”一词，特指那种生时非夫妇，死后迁往一处安葬的情况，即所谓的冥婚。随着时间推移，至迟在汉代，“迁葬”一词己经变为从初次安葬地，起出棺枢，葬至另一处的意思。

                                   浏家港陵园,上海公墓

    虽然词意形成时间较晚，迁葬这一习俗却由来己久，学界一般认为可追溯至远古时期。受到灵魂不死观念的支配，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二次葬的习俗，一些墓葬考古发掘表明，基于血缘关系和身份地位，人们常常将原来埋在另一处的一个或几个死者，与本次死亡的地位更高的人重新埋葬在一起，再行二次葬。至汉代，迁葬活动己经较为普遍，杨树达罗列了《史记》《汉书》《后汉书》等文献中记载的大量迁葬史实，指出汉代改葬现象频繁的原因在于追褒、追贬，或因夫妻合葬乃至水患问题，亦有先臭葬而后改葬的情况。而在此之前，两晋时期，《晋书》等文献所载皇族及朝廷官员改葬之事可达26例，关仔玄、见其时迁葬的流行。王肃关于改葬所服各有论述，两晋礼家对此颇有争论与调适，亦可得益于唐代墓志的大量出土，从中可以窥见其时迁葬的盛况，张慧霞仅统计了《唐代墓志汇编》中涉及权膺后的迁葬情况，就有132条，因其他缘故而导致的迁葬行为，数目更甚于此。需要注意的是，唐代的迁葬，主要流行于士人阶层，唐代礼制汇编《大唐开元礼》规定了较为详细的改葬仪制，但在“礼不下庶人”的社会背景下，实施对象限于品官和贵族，尚无对平民的迁葬规定。

    直到宋元以后，随着文化发展与礼制下移，迁葬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不再是官员贵族所特有的活动。首先，这一时期出现了众多适用于庶民的礼文，官员们待俗以礼法，针对有违礼仪的地方风俗，颁布戒谕，规劝百姓遵循正式的礼仪规范，并推动士民五礼的修订，“缓驱以令，使乐而不骇;劝晓以文，使徐而知义”。宋儒们还制定了一系列礼制规范，用于士庶之家。《宋史·艺文志三》中所载家礼、家训类文本甚多，如司马光的《书仪》和《居家杂仪》、韩琦的《参用古今家祭式》、吕大防、吕大临的《家祭仪》以及李值的《公侯守宰士庶通礼》，而备受推崇、影响范围最广的便是朱熹制定的《家礼》，其中涉及冠、婚、丧、祭四礼，改变了原有儒家文义深奥、仪节繁褥的贵族之礼样貌，成为当时最为简明适用的庶民之礼。宋代的地方官们还大量利用榜谕，来劝行孝梯，宣扬朝廷族奖孝子、惩戒不孝的立场和态度，“乡党邻里之间，更相劝勉，其有不识文义者，老成贤德之士当与解说，使之通晓”，从而达到教化的目的。在这种礼制下移、教化深入民间的背景下，迁葬人群也逐渐由士人扩展到庶民层面，因坟墓毁坏将亡尸枢、权膺他乡魂归故里乃至父母分葬欲行合衬而引发的迁葬行为，符合人们践行孝道的要求，也是礼仪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节将分别讨论官方迁葬仪式的演变，以及士人对于改葬服制的争论，考察迁葬礼仪规范逐步确立的过程。首先根据《大唐开元礼》所定改葬仪式，分析中唐《五礼精义》以及北宋《政和五礼新仪》对其礼仪规范的继承与改造情况。在改葬服制方面，本节从汉魏时期郑玄、王肃之争谈起，探究从魏晋至宋代，士人在改葬丧期与丧服范围上，对两者观点的解读与调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