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商王朝同期的周边政权也发现了相应的祭祀遗存，上世纪六十年代年代发现了铜山社祀丘湾祭祀遗存，简报中认为可能是先后两次祭祀遗存。余伟超通过结合文献中的“石主”以及相关东夷的习俗认为，杀人立石为社是东夷旧俗。王宇信和陈绍棣等学者根据甲骨卜辞记载，论证丘湾遗存为彭国奴隶主的社祀遗存

                   浏家港陵塔,上海公墓,

    三星堆祭祀器物坑一直以来都受到大量关注，报告认为其用来天地山川诸神。《广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认为二号坑也是综合祭祀坑，此外，发掘者还认为三星堆祭祀坑有“迎神驱鬼”“迎敌祭祀”的含义《三星堆祭祀坑》一书修正了之前的观点，认为祭祀坑的形成是由于政权更替宗庙被毁后器物经过祭祀而埋藏。部分学者对三星堆祭祀坑的性质持肯定态度，但对其祭祀的对象仍存在争议;部分学者如林向认为是萨满文化下“压胜”性质的埋藏，张明华认为是蜀王或葬，徐朝龙、施劲松等和《三星堆祭祀文化》则认为应当是窖藏性质，郑光认为是国家打击巫术的形成的

    谢肃对商代的城墙祭祀、作坊祭祀等进行了分类和深入研究，并结合相关文献指出这两类祭祀的特有的祭祀形式和祭祀对象

    黄展岳对商代的人殉和人牲进行了区分，结合墓葬中的祭牲，指出商代的祭牲组合和种类与等级不存在相关性[8]。谢肃对商代的“牢”进行了进一步讨论，认为文献中的“三牢”概念与商代的“牢”并不相符[9]。袁靖、李志鹏等学者对商代的动物祭牲进行了深入研究，并通过祭牲种类探讨当时的祭祀用牲制度。

    谢肃博士在其学位论文中，结合甲骨卜辞与商代祭祀遗存，对商时期的祭祀进行了详细分类和研究，是商时期祭祀遗存的系统研究与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