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契丹族为主的大辽政权在一路南下的过程中，汉化程度不断加强，加之其先祖本来就以山陵为上，所以其皇陵无一例外的均布局与高山密林之中。((二十五史补编·辽史地理志考》卷二《上京道》8099页记载:“祖州天成军上节度，本辽右八部里神穆哩，太祖秋猎多于此，始置西楼。后因建城镜祖州以高祖昭烈皇帝所生之地，故名。城高二丈，幅员九里，有祖山，山有太白马独石，天梯山之山，水则南沙河，西液泉。太祖陵凿山为殿，曰明殿。殿南岭有膳堂，以备时祭。太宗崩，葬西山，曰怀陵……圣宗驻军爱羡曰:“吾万岁后当葬此”。从文献可以看出，契丹族对于陵址的要求如同选城址一样，必须在有山有水之地，辽祖陵地处一大型袋状山谷之中，其间林木繁密，溪水潺潺，周围有大山环绕，唯有谷口耸立两座高月70米的岩峰，立于东西两侧，称为天然山门出口。辽太宗的怀陵如此，圣宗的永庆陵也没有和父亲景宗在一处，二是自己亲自勘察后选择了自己喜欢的山水佳地。并且之后将永庆陵主山“永安山”易名为“庆云山”，兴宗及道宗耶律洪基均葬在此地，其陵墓被统称为“庆陵”。

                      浏家港陵塔,上海公墓

    大辽政权属于契丹族所建，若从思想观念和葬俗观念来看应该与中原汉民族存在很大的差异。所以在南下统治时期为加强这种差异的同化程度而与中原汉族大规模的沟通交流、学习。如祖州城方向为东西向而不是中原汉族传统的南北向，是因为契丹族尚东，但之后的城市建设很大程度上受汉制影响而多采取南北为向，所有对称，以南为上。在帝陵建制上同样实行陵邑制度，各陵设有专门负责皇陵守卫和祭祀机构，称为“奉陵制”，与汉代陵邑制度基本相同。再加上唐代帝陵大部分凿山为陵，所以对其影响甚大。契丹族从其东北发迹，逐步南下通知中原，其汉化是稳固其政权所必须的手段，所以帝陵表现出明显的时期特征，从而帝陵的点状布局特点也体现的愈发明显，尽管没有完全采纳中原帝陵选址的原则和思想，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汉制度所同化。如同辽代多个京城一样，辽代皇陵好山乐水，呈现出多点式分布的特点，与风水思想和原则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