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墓志汇编》的出版为学界提供了比较可靠的千唐志斋藏石的文本。《唐代墓志汇编》由周绍良主编，在其多年搜集的墓志拓片的基础上加以补充修订，为唐代墓志录文的集大成之作，共二册，收各地出土的唐代墓志3676方，是目前过录碑刻文献最多的一部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2007年再版。墓志按志主入葬时间先后为序排列，按帝王年号各自编号，忠实地过录全文并加现代标点，书后又编有姓名索引，非常方便查检，是唐代文史和语言文字研究者的必备之书。千唐志斋为收藏唐代墓志最多的博物馆，所书中所录墓志文献，张访旧藏唐代墓志达到四分之一，成为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唐代墓志汇编》也成为目前汇集千唐志斋旧藏墓志文本的权威版本，对于千唐志斋所藏墓志的文献价值的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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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本墓志文献汇编也存在着不少问题。由于文本录自于作者所藏拓片，千唐志斋旧藏石志的拓片与实际所存志石的数量并不统一，所以《唐代墓志汇编》收录千唐志斋馆藏石志的释文时存在的问题共有三类:一是本为千唐志斋藏石，据拓录文时却未注明志石为千唐志斋所藏。这种漏标情况存在35例。如编号为天授009的《大周唐故儒林郎行魏州馆陶县主簿皇甫君墓志》，石志今存于千唐志斋外廊壁上。《千唐志斋藏志》收此志拓本，并在图版下注明:“大周唐故儒林郎行魏州馆陶县主簿皇甫君(玄志)墓志并序;天授二年(691)二月七日;志高52. 5、宽 51. 5厘米。二十五行，行二十五字。正字。与妻董氏合葬。”而《唐代墓志汇编》并未注明此志为千唐志斋藏志，仅标明为“周绍良藏拓本”。另如千唐志斋第5展室收藏《杨达墓志》一石，原石无志题，《千唐志斋藏志》收该石拓本，拟题《唐前飞骑尉杨达墓志》。《唐代墓志汇编》贞观143收录此拓的释文，文后注明:“北京图书馆藏拓本”，而未标出此志今藏于千唐志斋。二是本属千唐志斋所藏石志，但因未见拓本而失收。如《唐口口荆州高唐县尉清河崔府君故妻口口口夫人墓志铭》，志石今存于千唐志斋第11展室，《千唐志斋藏志》收录该石拓片，并注明:“口[唐〕口口口[荆」州高唐县尉清河崔府君(呈)故妻口口口夫人(口娘)墓志铭并序;开元二十二年(734>十一月二十八日;志高33. 5、宽32. 5厘米。十九行，行十九字。正书。”另如《大唐太原王府君(待微)墓志铭》，石志今仍嵌于千唐志斋外廊壁间，《千唐志斋藏志》收录此志拓本，郭玉堂《千唐志斋藏石目录》亦有著录，只是将志主名字误识为“王待卫”。为《唐代墓志汇编》所失收者共5志，其根本原因在于因未检索《千唐志斋藏志》拓本所造成的。三是共有30篇墓志的志文，《唐代墓志汇编》虽标为千唐志斋藏石，《千唐志斋藏志》也收录其拓本，但因志石流失而非千唐志斋藏品，故而造成误标。如编号为上元036的《大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定州刺史上柱国尔朱府君(义探)墓志》，《唐代墓志汇编》则在通录全文之后注明此志为千唐志斋藏志:“周绍良藏拓本，河南千唐志斋藏石”。《千唐志斋藏志》亦收录此志拓本。然而尔朱义探墓志今己流失。另如编号为显庆156的《许行师墓志》，拓片上无志题，《唐代墓志汇编》在文之后标注:“周绍良藏拓本，河南千唐志斋藏石”。《千唐志斋藏志》亦收录此志拓本，题为《大唐故上轻车都尉潞州长史真定郡公许府君(行师)墓志并序》。尔朱义探墓志、许行师墓志等共30志今己不在千唐志斋旧馆内，只可在《千唐志斋志》中检索该志的拓本。另如慕容知礼、慕容知敬二人墓志，《千唐志斋藏志》中并未收录二人墓志拓片，《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墓志拓片目录》载:慕容知礼墓志为“唐咸亨四年(673>二月二十八日葬。河南洛阳出土，曾归河南图书馆、河南博物馆，现藏开封市博物馆。”同日而葬的慕容知敬墓志为“河南洛阳出土，现藏洛阳古代艺术馆。”而《唐代墓志汇编》在志文后标注:“周绍良藏拓本，河南千唐志斋藏石。”显然失据。

      《唐代墓志汇编》对于墓志的释文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不少文本释读错误，有的文字本可释读而空缺，标点错误也不在少数。2007年4月再版时赵超曾改正初版书中的错误800余条，但仍有不少错误，使用其书，必须复核原拓。”叶树人分析这一现象的成因时说:“由于文献量大(总数约370万)，又多从拓本遥录，偶有疏漏，实为难免。”可谓切中肯萦。